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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领导干部“要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重要论断。因此,善于了解网络民意,积极拓展网络工作,是当前领导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功。

  当前我国的互联网事业迅猛发展,网民数量世界第一。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领导干部“要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重要论断。人民群众在哪里,领导干部就要到哪里去。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要适应互联网发展的潮流,体现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特点与要求。因此,善于了解网络民意,积极拓展网络工作,是当前领导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功。

  一、“网络群众路线”:互联网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大逻辑”

  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9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此庞大数据背后的网民声音是不可忽视的,网民力量和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从理论上赋予党的传统群众路线新的时代内涵,从实践上对做好当下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搭建了党同人民群众交流的新平台。网络时代的来临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载体产生了新的变化,“网络群众路线”改变了传统群众路线践行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阻隔,拉近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距离。网络群众路线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具有信息传输及时性、便利性、互动性的一般特征,这极大地促进了干部对群众呼声的及时了解,也方便了群众反映自己的合理诉求。当前许多官方网站都开辟了留言信箱之类的平台,群众只要把遇到的困难在指定平台上留言,一定时期内就会有回复,有助于解民之所需,避免了信件往来的信息迟滞和交流困难,密切了干群关系。近年来我国政务微博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发挥着突发事件稳定器、正面内容聚合器、公益行动催化器的三重作用,通过“倾听、对话、服务”,构建起了移动政务平台和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阵地,并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网上群众路线的开展是对传统群众路线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搭建了党同人民群众交流的新平台。

  2.开拓了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了解情况的手段更多了,电话、微博、微信都很快,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手段更好了。” 在信息网络时代,群众变成了网民,网民就是群众。领导干部要亲力亲为,就要跟着民众一起上网,牢固树立“网民在哪,领导干部在哪”的意识,从网络虚拟空间中察民情、知民意、解民忧。通过互联网平台,群众可以畅谈国事,提出诉求,领导干部有时不用驱车远行、不用试点走访,就能倾听群众的呼声,为民众解忧。因此,顺应互联网发展的大势,践行网络群众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让人们有更多说话、说理的地方,拓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

  3.拓展了民主监督的新渠道。在传统监督条件下,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形式单一、渠道不畅、效果不佳,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作风不良甚至贪污腐化。今天,网络舆论场是群众监督公权力的重要平台,是我们党和国家提高“自我免疫”功能的重要保障。网络拓展了民主监督的新渠道,网民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和信息化手段,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开启干部监督全天候探照灯: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监督的实效性,促进党风政风改善,净化了党和政府的内部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开启了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模式,这本身就是坚持“一切依靠群众”正确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相关重要言论发表后,广大网民纷纷通过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等社交平台发表看法。相关统计表明,“78%的网民称当前网民上网热情高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与日俱增,网络平台有利于反映社情民意,有利于官方获悉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为老百姓谋求更多的实惠。”美国媒体也称赞,中共如今提出了一种数字版“群众路线”,有利于呼吁加强民众对治国的参与,这种治国方式既有利于监督,又能提供合法性,使民众意识到中共的决策代表他们的利益。需要强调的是,网络监督必须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建立一整套公开的回复与处理的问责机制,真正让网络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净化党和政府的内部生态的一把利器,让群众的合法利益得到维护。

  3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过预期。据商务部统计,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50多个国家已与中国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参差多态,法治环境复杂多变,“一带一路”建设法律服务不可或缺。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服务,让法律“共同语言”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打造专业的涉外法律人才队伍

  我国的某企业集团在南亚某国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日常消费品销售。该国证券交易和公司管理委员会多次向该公司发来质询,甚至以关闭公司相威胁。多次协调无果后,该公司向当地高等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上诉到了该国最高法院。

  这是北京市律协国际投资与贸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解辰阳律师分享的一个他参与的涉外案例。“我们发现,该国为判例法系国家,其法院承认英国及英联邦判例。通过和当地律师一起仔细研读法条和收集行业惯例,并搜集了一系列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类似判例后发现,委员会的质询存在诸多法律漏洞。经据理力争,最终最高法院驳回了委员会的意见,将该案件发回到了高院重审。”

  通过这一案例,解辰阳体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商务决策前一定要先对当地相关的法律、政策尽量熟悉,进行详细的“市场进入法律及合规研究”;一旦出现矛盾纠纷,应积极寻求国内和当地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敢于并善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对任何的国家都一样,企业‘走出去’,律师要‘请进来’。谈项目、签项目;调解、仲裁、诉讼,在整个流程中,法律工作者的参与是全方位、有深度的。”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认为。

  记者了解到,全国律协自2012年以来制定并实施了涉外律师“领军人才”计划,拟培养300多名具有国际眼光、精通涉外法律业务的高素质律师人才:为服务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走出去”,培养120名左右精通对外投资、跨国企业并购等业务领域的律师人才;培养150名左右精通WTO规则、反倾销、反补贴等业务领域的律师人才,以提高我国企业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培养30名左右精通能源资源、海洋和空间权益等业务的律师人才,为我国总体国家利益献计献策。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建立一支专业的涉外法律服务队伍,是法律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所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章靖忠指出,全国律协整合打造了涉外律师人才库,同时通过建立人才推荐机制,推荐人才库内的专业律师参与“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项目,或到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担任相应职务。众多的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养和被推荐参与国际经贸往来,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服务、化解法律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参与国际法律规则的制定

  北京市律师协会国际投资与贸易专委会主任敬云川认为,“一带一路”倡导的不仅是国与国的合作,也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合作,除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外,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也是应仔细研究并参与其中的法律文件。

  近年来,中国律师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的频率越来越高,为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促进“一带一路”法律服务的质效做出了积极贡献。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负责网上争议解决(简称“ODR”),在2016年2月召开的第三工作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主要议题是审议《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网上争议解决》。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交了由我国法律专家起草的《有关跨境电子商务ODR文件的建议及提案》。最终,中国方案被大会接受并通过。

  “事实上,中国律师积极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可以助力我国企业‘走出去’,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新契机;也是我国扩大‘一带一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敬云川建议,相关国际条约中往往规定了国际经贸合作项目中合同适用的法律、争议解决途径等条款,应在了解这些法律的基础上,在项目初始时就设计好争议解决机制,以便出现争议时能最大化保护自身利益。

  建立海外投资的整体保护体系

  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增长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尤其是借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2016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然而,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同样值得警惕。“据我多年执业经验发现,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因对所投资东道国的法律环境了解不够,在投资项目中交了很多‘学费’,甚至让大笔投资有去无回。如何有效地采取各种措施以规避投资风险,是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敬云川认为。

  “善用法律可谓规避风险的最佳途径。”敬云川建议,对个体投资者而言,首先要做好拟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包括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和相关行业领域的主要法律规定,了解项目和合作方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风险点所在。其次,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和当地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服务人员的经验与优势,设计好交易结构和退出机制,尽量减少并排除风险,切实维护自身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和整体的保护体系显得更为重要。” 敬云川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把各政府部门、各驻外机构和各行业协会有机整合,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框架。当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的时候,就能够从中获得帮助,包括投资前的风险预警与风险评估,以及投资受损后的利益保护等。

  “创设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并构建一个以国际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和争端解决规则为核心的国际条约体系,使其成为国际贸易投资法的规则,这对于我国保障海外投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吕红兵认为,现在讲到涉外法律服务,更多的是讲双边贸易、跨国并购、跨境融资,接下来,应当加大争议解决的法律服务力度。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0日 17 版)

原标题:胡耀邦与李昭:“挚爱之情不改”

本文原发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12月

言传身教

胡耀邦一生清廉正直,光明磊落,李昭同样严于律己,他们二人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家人。正是这榜样的力量孕育出了让世人敬仰的良好家风。

胡耀邦崇尚勤俭节约,喜欢吃米饭,每顿饭就是一小碗米饭,两小碟菜,其中一小碟炒菜中有那么两三片肉,余下的主要是辣椒和豆豉之类。胡耀邦穿衣也很简朴。在家时,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5粒纽扣还不一样,因为有的扣子是后来配的。

李昭不尚浮华,拒绝一切不属于她的虚荣。有一次在上海参观纺织科技展览,有的记者为了让她说话,发表意见,一直捧着录音机跟着她。摄影记者为了更多拍到她的照片,把她围得寸步难行。后来,她无论去哪儿都拉着毛纺专家戴秀生作“挡箭牌”。1983 年,《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要采访李昭,李昭说,我一个老太太,平平常常,采访什么?有什么好写的?她把毛纺专家戴秀生介绍给金凤,请金凤多写大知识分子、大专家。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报告文学《一个女工程师的道路》就是采访戴秀生后写成的。李昭这样做,是她的性格和人品使然,也是胡耀邦思想言行对她无形的影响。

胡耀邦当了党中央主席以后,特别注意家人、亲属在外面的影响。198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夜,他紧急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除此之外,他还让秘书给浏阳老家挂电话:不准敲锣打鼓庆祝他当了党中央的领导人;不准挂他的像;不准修缮他家的老房子;不准他的亲属来北京找他办事……

其实,“不准搞特殊化”是胡耀邦的家规,这在他当总书记以前就开始执行了。除了李昭自觉自律,不搭乘胡耀邦的便车外,4个子女同样也没搭过他的便车。据为其开车的师傅回忆,有一年春暖花开时,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邦狠狠地批评了。一位长期在胡耀邦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胡耀邦、李昭对子女和亲属的要求,严格得近于苛刻。李昭的小儿子胡德华关心妹妹的学习,希望父母在妹妹考大学时找找人,胡耀邦不仅没找人,还上了纲,批评他说,为这种事找人的思想是腐朽的世界观,不要说共产主义,连进化论都不知。胡耀邦有句名言,在他那里要特殊化,走后门,没有!要马列,有!

除此之外,他们二人也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由于革命的需要,胡耀邦和李昭把在延安出生的二儿子(刘湖)托付给刘世昌。当时,就对刘世昌说:我们感激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来领娃,我们说话算数,娃,你养大了,就是你家的娃。解放后,刘世昌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让刘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北京上更好的学校。因此,他把孩子的身世说明了,孩子也同意回亲生父母身边读书。刘湖回来后,胡耀邦和李昭不止一次教育他,要他不要忘记陕北父母的养育之恩。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胡耀邦和李昭受到冲击被打倒,但他们多次对孩子们说:你们受到家庭的牵连,父母连累了你们,但你们的父母是清白无辜的,没有干过任何使党和国家丢人的事情,你们的父母问心无愧。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干出格的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情。他们告诫孩子们,无论是你对你们的父母还是对别人,无论是对待名利,还是对待功过,都要实事求是,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在北京逝世。48年的革命伴侣,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李昭与胡耀邦的这份真挚之情早已融入到了她的生活之中,他形犹在目,音犹在耳,话犹在心。深夜,在北京会计司胡同的一盏台灯下,李昭和泪写下了对胡耀邦的深深思念:“独秀红梅随冬去,落絮细雨泪无声。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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