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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9 19:41:59 来源: 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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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病假,看似是件小事。然而,不少医院里出现的大量“代开病假条”小广告,似乎又说明一个问题——灰色市场的存在必定少不了灰色利益。“代开病假条”背后有哪些秘密?《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 本报记者 张昊

  在不少医院,每层楼的卫生间可谓是一个“信息中介市场”,诸如收购药品、护理服务、救护车等小广告或贴在墙上,或贴在门后。在这些小广告里,有一类不甚起眼却问题不少——“代开病假条”小广告。

  “代开病假条”看似小事,其背后却牵扯着劳动关系、伤害赔偿等诸多利益。

  “代开病假条”广告多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三甲医院门诊楼厕所里,记者发现,仅一扇门上就有近100个“开假条”广告。

  红色、蓝色、黑色、紫色水性笔在厕所隔断和门上写下手机号码,大部分在手机号码旁简单写有“假条”“开假条”“开病假条”字样。

  有两个通过模板“刷”上去的手机号码,引起记者注意。号码旁的文字内容很多,分别写着“代开病历假条、发票、住院病历全套手续”“代开病例、病假条、住院全套手续、门诊票、孕检证、血检、尿检、全身平扫等报告单,机打发票”。

  在这家医院门诊楼,从一楼到四楼,记者逐层查看卫生间发现,每层楼的卫生间里几乎都有这种“代开病假条”小广告。小广告的电话号码深浅不一,有的明显被清洗或刷洗过,有的没有清理干净。一楼卫生间的广告比较少,并且多数已经被清理得很模糊。楼层越高,卫生间里的小广告越多越清晰。

  随后,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大兴区亦庄开发区两家三甲医院进行调查发现,“代开病假条”小广告情况几乎雷同。

  记者用手机拍下这些小广告上的手机号码后,进行了详细对比发现,在每个厕所几百个号码里,有一些是重复的。出现在不同三甲医院厕所中的号码,至少4组号码是一样的。

  随后,记者又到北京市东城区一家二甲医院进行调查,发现在这家医院1楼至3楼的卫生间里,隔断上仅有1组电话号码。不过,这组号码曾出现在三甲医院的厕所里。

  此后,记者又到北京市朝阳区、大兴区亦庄开发区两家社区医院走访,从一楼到顶楼的厕所内,都没有发现“代开病假条”小广告。

  为何要代开“病假条”

  医院卫生间里出现药品回收、护理服务的小广告倒可理解,“代开病假条”小广告为何如此铺天盖地?

  《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代开病假条”之所以有市场,一方面在于医生不会随意出具病假条,一方面在于病假条用途多。

  “所谓的病假条,在我们医院叫‘病休证明’,用处就是生病了请假休息。”在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儿科实习的“准医生”董琳说。

  董琳告诉记者,在她实习的科室,医生出具“病休证明”的权限是,最多给患者开全休一个月的证明。在多数情况下,医生最多出具全休两周的证明。

  “真生病了需要休息,医生肯定会给开。没必要开病休证明的,医生不会随意出具。”董琳说,“追究起来,医生会有责任的。”

  在北京市某二甲医院工作的医生陈曦告诉记者,医院的单据中没有单独的“病假条”。所谓的病假条,包括在病历和诊断证明书中。诊断证明书的形式是单独一张纸,各个医院的诊断证明“长得”不太一样,医院之间也没有统一的要求或格式。

  “医生建议全休多少天并不是必须要写的内容,要根据患者的门诊或手术情况。依据患者的病情需要,确定需要休息时间的长短。”陈曦说,她所在的医院,门诊医生建议休息的最长权限是7天,急诊权限最多建议休息3天。

  医生是否出具“病休证明”、建议休息时间多长,这些都有要求,不可随意为之。然而,对于市民来说,病假条的用途不少,需要病假条的理由也多种多样。

  “我听医生说,现在有些上班族想请假出去玩,也会去医院开假条。”董琳说。

  想出去玩,完全可以请假,为何要开病假条?北京市民徐伟炜在亦庄开发区一家合资企业工作,他告诉记者,他所在公司病假和事假有所区别。请病假不影响全勤奖,而请事假全勤奖就没有了。

  记者调查发现,病假条除了对应是否能拿全勤奖等,还涉及到劳动者一系列劳动权益。北京律师刘和义告诉记者,按照法律规定,劳动者患病且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各地都对劳动者病假期间的工资、保险和公积金等待遇方面有相关规定。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休假都受到特殊保护。

  天津律师杨宏营告诉记者,一些人很清楚法律对劳动者患病期间的一些规定,为了享受单位编制或保留劳动关系长期待岗,也会有开病假条的需求。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病假条还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实惠”。

  刘和义告诉记者,病假条还有别的用处。他向记者出示了一张手写的病假条。前些天,他患重感冒到医院就诊,医生建议全休3天。

  因为感冒耽误了出差行程,刘和义办理机票退票手续时发现,在一些订票网站上,因旅客自身原因退票,网站要扣除部分退票手续费等费用,但旅客提交带有全休建议的医院诊断证明,这些费用就不会被扣除。

  “3000多元的机票,本来应该扣500多元手续费,把病假条拍照传给订票网站就不扣钱了。”刘和义说。

  “代开”的病假条长啥样

  “代开病假条”对应各种各样的病假条需求,但这种代开的病假条与医院出具的病假条有何区别,能糊弄过去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写有休假建议的诊断证明需要医生签字,还要有医院相关部门盖章,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规定。在董琳和陈曦所在的医院,盖章的部门都是门诊办公室。

  那么,“代开”的病假条是怎样的?是否由医生出具、有医院盖章?

  记者根据“代开病假条”小广告上的手机号,联系了两组能开假条并且开全套病历的号码。对方要求记者加微信,记者通过手机号码搜索,出现一个头像为“代开北京各大医院病假条130×××”的人。记者添加好友后,对方表示,他能开北京市各三甲医院的病假条,仅需提供“姓名、年龄、病情、日期”,价格100元。

  “病假条是从医院开出来的吗?跟医院的有区别吗?”记者询问,并提出需要开具此前就医医院的病假条。

  “一样的,可以开。”对方回复很简单。

  记者提供了一个化名、年龄、日期,并且提供了“急性会厌炎”的病情。此前,记者曾在北京市朝阳区某三甲医院就诊,确诊为“急性会厌炎”,医生开了病假条。

  记者提出当面交易的要求,对方直接拒绝,说,“快递,微信支付”。

  第二天下午,记者收到一个从江苏省连云港市发出的快递到付件,快递单上没有发件人的相关信息,里面装的正是记者“定制”的病假条。

  记者将医院开具的病假条与快递中的病假条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外观几乎一模一样——格式、字体、字号都一样;有医院的名称、标志;有记者提供的化名、年龄、日期和病情;与医院开出的病假条格式一致,门诊号为空白;有“诊断证明”字样,有医院“门诊诊断证明章”红章和医师打印的签名。

  记者仔细对比,才发现几点出入:假病假条上的“诊断”仅有记者提供的“急性会厌炎”5个字;医院开出的正规病假条上记录的是,“诊断:1.咽异感症,2.急性会厌炎,3.喉痹病,4.风热外犯证。”

  尽管对方此前并未询问记者需要休息几天,但假病假条直接写着“建议全休贰周”。

  假病假条上签名的医生“周某某”,经查询,确实在记者就诊的医院工作,但“一直从事皮肤性病科临床工作”,而记者当时看的是耳鼻喉科。

  医院开出的病假条上,医院标志和医生签名看起来都有“像素低、不清晰”的感觉,但在假病假条上,这两项特别清晰。

  次日,记者再次询问“代开病假条”卖家:开病历、报告单多少钱。对方回复:病历50元,报告单只能开血检的,100元。

  “病假条也就是诊断证明,上面一般应该有患者的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患者的ID号。一名患者在一家医院中只有一个ID号,和身份证号相对应。遇到多张假条,可以对比基本信息是否一致。”刘和义说,对于病假条的真实性,往往要观察多个方面。诊断证书有编号或底联,有医师签字和医院的章,可以到医院查询。在假病假条上,有时候医师签字是假的,有时候医院的章是假的。

  假病假条有何法律问题

  劳动者使用假病假条,是否会被用人单位察觉,是否会承担相应责任?

  杨宏营长期担任多个公司法律顾问,他通过观察发现,用人单位一般不会质疑病假条的真假。除非涉及重大利益或诉讼风险,假病假条一般不会被甄别出来。

  记者了解到,病假条不仅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常见,在人身伤害、交通事故、保险等类型的诉讼中,也常作为证据之一出现。假病假条是否会对诉讼产生影响?

  杨宏营告诉记者,在诉讼中,主要证据往往不是病假条,而是住院病案等。单纯用病假条争取比较大的利益不太常见。

  “一般而言,律师很少会否认病假条的真实性。”杨宏营说,律师可以去医院查询挂号、就诊记录,以验证病假条的真假,但实践中很少这么做。原因是,并不是所有医院都会配合。

  “诉讼中,对病假条的要求就是符合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杨宏营说,在侵权类诉讼中,休假或休息时间有一套参考标准,如果病假条上的建议休息时间明显超过标准中建议的时间,律师会对休假时间的合理性、必要性提出质疑,必要时会提出对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律师还可能质疑病假条上的伤情与诉讼内容是否有关联、时间段能不能对上。

  “重大疾病休息时间长一些。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一开始确实有住院,确实有基础材料。病假条一般不是一次开很长时间,而是后期不断接续。”杨宏营说,休假期限如果过长产生争议,可以做鉴定。不过,鉴定的不是病假条的真假,而是当事人的伤情,用伤情判断合理的休息时间是多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医院工作人员为化名)

  “过去不敢说自己是专家,现在可以理直气壮这么说了!”安徽省金寨县农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朱贤东说道。

  尽管学的是农学,有着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但朱贤东过去不敢认同自己的“专家”称号。当年金寨县引进四川的猕猴桃品种,结果猕猴桃水土不服,屡患溃疡病,果农苦不堪言,也让朱贤东这个“全科医生”遇到了“专科问题”。

  安徽农业大学朱立武教授来到金寨考察后,决定更换品种,带来了多年前自己培育的“皖金”品种,手把手地指导果农栽种,还牵头成立猕猴桃产学研联盟。

  “今年,朱教授来了10多次,开展标准化种植体系培训。”朱贤东说,“天天跟在朱教授后面学习,我真成猕猴桃方面的专家了。”

  作为基层农技人员,朱贤东的这段经历其实是“共性问题”。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随着形势发展,出现专业不全、分工不细、人员老化、知识陈旧等短板,直接导致技术研发与推广严重脱节、经营主体专业化生产与“全科式”服务矛盾等问题。

  因此,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必须跟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校县共建,打造“一站一盟一中心”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服务全面脱贫攻坚任务,对于农业大学来说,关键是要探索新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解决好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安徽农业大学校长程备久说。

  为此,在研究发达国家农业推广成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现代化发展实际,安徽农业大学在坚持30年走“大别山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一站一盟一中心”的农业推广模式构想。

  所谓“一站”即“区域性的农业综合试验站”,是新型农业推广服务平台的物质载体,包括一幢综合大楼,以及远程培训终端、产业研发中心等,并配备标准化的实验室,能够进行农业的常规检测分析。“一盟”即学校与县级政府共同组建的“新型产学研合作组织”,是加快先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制度保障。“一中心”即学校与县级政府共同组建的“专事农业推广服务的实体性事业单位”,是校县合作的联合办事机构。

  据了解,作为硬件平台,综合试验站实行校县“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运营模式。

  专家传“真经”,村民听课不瞌睡

  金寨县大畈村现在是安徽农业大学的对口扶贫点,该村党支部书记叶乃权说:“过去搞培训,经常有人打瞌睡,现在听说农大专家来上课,传的是‘真经’,大家都往前面挤,个个竖着耳朵听。”

  高山有机米是金寨县的特色产品,不过因为技术跟不上,稻米产量和品质一直上不去。安徽农业大学派出以丁克坚教授为首的专家组,与当地农技人员一道,对该县高山有机米产业进行调研,针对制约该县高山有机米产业发展的品种、技术等瓶颈问题开出药方。

  山区抛荒的土地相继种起水稻,2015年,大畈村建立了育秧工厂,显著提升作业效率,每亩综合效益增加1000元。

  让叶乃权最为感动的是,丁克坚每次都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人种田,根本没有教授的架子。“有时候,他皮鞋一脱就下地,自己亲自使用农具演示给大伙看”。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如今,安徽农业大学与安徽省18个县、市、区组建了75个县域农业主导产业联盟,组成一支350多名校内科技人员组成的专家队伍。

  在安徽农业大学张正竹教授看来,以前科研成果转化相对难,找不到转化的对象,现在直接面向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有头有尾”,科技成果不再束之高阁。

  据统计,教授专家下乡服务的同时,带领2000多名研究生来到生产一线,开展课题研究和技术服务工作。

  “现在,不仅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也都在综合实验站完成,这里的实验数据最真实。”安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宏权教授认为,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构建,也从根本上推动农业院校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有了综合实验站这样的平台作为支撑,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他说。

诚信是资本市场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证监会始终重视推进资本市场诚信建设。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从证监会了解到,2016年,证监会进一步加大了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工作力度,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

一是出台了《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实施意见(2016—2020年)》,谋划提出到2020年的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的总目标、线路图、时间表。

二是扩大了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覆盖面。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诚信数据库新增收录市场机构1.8万余家至6.2万余家,增幅约42%;新增人员19.2万余名至82.1万余名,增幅约31%;新增负面处理信息2369条至1.79万条,增幅约15%;新增外部委共享信息996万余条。诚信数据库正朝着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相适应的目标迈进。

三是诚信数据库在服务市场和社会方面取得实效。经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以及投资者等市场主体申请,诚信数据库全年共出具诚信报告2817份,这反映出市场主体关注诚信记录意识日益提升。同时,证监会网站上的资本市场违法失信记录互联网查询平台共接受社会公众查询25.4万余次,日均查询698批次,是2015年的2.3倍,重大失信记录的警示、约束作用进一步发挥。

实践中,一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就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总经理候选人发表独立意见时,均将候选人“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作为重要考察因素,并在公司公告中予以详尽说明。

四是加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设工作。2016年,证监会相继与其他相关部委签署8份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对失信被执行人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质量等领域违法失信行为依法实施惩戒。同时,签署3份守信联合激励备忘录,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等依法予以激励。资本市场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和守信联合激励“网络”正在不断扩大覆盖面。

五是大力推动落实《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据悉,这是纳入中央深改办工作安排的一项重要任务。《备忘录》签署后,证监会加大落实力度,2016年共向参与联合惩戒机制的21家部委推送上市公司违法失信信息9000多条,相关部委据此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实施了程度不同的惩戒、约束,取得积极成效。

2016年12月,该《备忘录》及其联合惩戒机制荣获第四届“中国法治政府奖”。“《备忘录》改变了传统行政监管方式简单、手段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处罚的局面,丰富了监管的资源、手段和方式。通过失信受限和诚信约束,反向激励当事人诚实守信,调节相关人员的心理预期和行为决策,引导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守法守信,对社会诚信建设功不可没。” 评委会评价指出。

责任编辑:李蓉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