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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部门辟谣“飞机洒药不要晒被子”,第三代社保卡年内试点发放 将全面对接互联网大数据。

  像学校、银行、移动公司之类份属事业单位或企业的窗口服务单位,却还沿袭着旧时的二衙门习气,动不动就把自己当老爷,要求市民去派出所开具相关奇葩证明交自己确认审核,岂不令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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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梅州广播电视台报道,广东梅州市的刘先生想让儿子在离家近一点的学校入学;可《梅江区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积分申请表》(试行)的最后一条却写着:“要由本人提供派出所的无犯罪记录”。

  早在2015年8月,公安部即公布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正是其一。所以派出所户籍民警对此开具奇葩证明的要求也是大惑不解,但在开则违规、不开又不便民的两难之下,还是本着便民之旨给刘先生开了,并附语怒怼:“请问教育部门,小孩读书与其父母有无犯罪有关吗?难道小孩的父母有违法犯罪记录,就可以剥夺小孩的读书权利吗?”由此可见,受到现实因素牵制,公安部“18项不证明”新规的推行效果有所折损。

  其实,在“18项不证明”新规推出之后,类似基层派出所就奇葩证明怒怼相关单位的案例,就不绝如缕。拿稍近的来说,6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云南宣威市凤凰派出所怒怼宣威市农村信用社,事缘客户办业务在带有身份证的情况下还被要求去开户籍证明;6月15日《京华时报》报道:山西曲沃县曲村派出所怒怼曲沃县移动公司广场营业厅,事由同上……而这些要求市民开具奇葩证明的单位,无不是常与市民打交道的窗口服务单位。

  市民与这些窗口服务单位——要么企业法人,要么事业单位法人,本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且不说孩子读书问题与父母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绝无半点关系,纵或学校对刘先生有违法犯罪记录存疑,那么,也该是由学校秉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自行去调查验证,而不能把举证责任转嫁给刘先生。就拿这“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来说,公安机关的具体说法就是:“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政审调查或企事业单位重要岗位人员任用需要调查了解的,应由单位派人持有效证件及单位介绍信,申请派出所出具证明;对个人一律不予出具。”即便如此,学校招生也与上述事项八竿子打不着。

  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究其性质,本是种行政确认行为,行政审批无外乎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两大类。国务院都在力推简政放权,多批次大量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凡能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加以解决的事项,就概不设置事前审批。可是,像学校、银行、移动公司之类份属事业单位或企业的窗口服务单位,却还沿袭着旧时的二衙门习气,动不动就把自己当老爷,要求市民去派出所开具相关奇葩证明交自己确认审核,岂不令人大跌眼镜?

  但像刘先生这样被奇葩证明折腾得磨破嘴、跑断腿,外加忧心忡忡,又能怎么办?向学校的主管部门投诉吗?学校也不过是执行教育部门的要求而已。日前梅州市梅江区教育局教育股工作人员就回应称:“这个《申请表》已经实施了5年,对于刘先生反映的问题,教育部门也曾经进行讨论,如果有更改,会及时向社会公告。”公安机关不再对个人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都已快两年了,可《申请表》里的开具奇葩证明要求是否删除,却还要再继续讨论……

  为策应公安部“18项不证明”新规的顺利贯彻施行,避免市民被“奇葩证明”折腾得“磨破嘴、跑短腿”,减少空耗社会运行成本的情况,实有必要由更高层面进行统筹,安排各窗口服务单位所属系统——譬如学校背后的教育系统,银行背后的金融系统,都对系统内或还存在的各种奇葩证明开具要求,来一次大清理。并且,各系统除了强化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的培训,对于工作人员乱提开具奇葩证明要求的行为,也得设定罚则并严格执行。如此,派出所就奇葩证明怒怼相关窗口服务单位的事件,才有望最终绝迹于江湖。

  几天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将9名“老赖”代表委员名单报送到市委组织部。这9人都在法院有未履行完毕的执行案件,被纳入了全国法院系统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他们的失信行为将影响到他们的代表委员资格。

  2004年11月,张某在安徽绩溪承包了一处矿区,进行开采经营。期间,张某将其中的一个矿点分包给了许某。2011年4月,绩溪县政府对该矿区进行整合,并对矿区承包人予以资金补偿。拿到补偿后,张某与许某对补偿金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纠纷。2015年2月,许某向临安法院起诉。同年9月,临安法院判决张某向许某支付333万元。判决生效后,张某却迟迟不履行支付义务。

  2016年6月底,许某向临安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执行员找张某谈话,要求他履行生效判决。刚开始,张某表示,因为生意经营困难,资金紧张,自己在想办法筹措资金。但后来,张某又以各种理由拖延。由于张某的行为已构成逃避、规避执行,执行员将张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张某是临安市级人大代表。按照临安法院与纪委、组织部等部门建立的通报机制,临安法院向市人大常委会通报了张某的失信情况,要求对其联合约谈,并同意法院对张某采取强制措施。

  2013年,临安法院与临安市纪委、组织部等部门建立了联合通报约谈机制,对拒不履行义务的党员、“两代表一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主体被执行人进行联合约谈,督促其主动履行义务。3年来,临安法院共向临安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和市纪委、组织部等部门通报代表、委员、公务员等特殊主体被执行人案件148件74人,对5082名基层组织换届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审查“两代表一委员”候选人1.5万余人次。

  颜某是天目山镇某村村主任,今年新一届镇人大代表候选人。颜某因一起工程款纠纷被李某起诉到临安法院。法院判决颜某向李某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共计10余万元。颜某一直觉得李某没有把工程做好,还问自己要钱,心中郁闷,于是迟迟不履行判决,后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在今年的基层组织换届候选人资格审查中,临安法院向组织部通报了颜某的情况,组织部督促颜某尽快履行义务。很快,颜某主动和李某联系支付了全部钱款。颜某对执行员说:“虽然我也有些理由,但欠钱是不对的,作为党员干部,我不能失信。”

  今年,为贯彻落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要求,临安法院制定了《关于在2017年底前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计划》,同时积极争取临安市委、市政府支持,由两办印发了《关于支持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通知》,加强组织协调、机制建设与基础保障,在全市范围内形成执行合力,有效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今年1至11月,临安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5376件,办结4575件,同比分别上升10.4%和3.9%,执行员人均结案283件,实际执行到位标的2.66亿元。临安法院将914人93家单位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系统,曝光失信被执行人220人,依法拘传820人次,拘留365人次,罚款20人次43150元,限制出入境7人次,禁办护照2人,扣押车辆183辆,强制腾退房屋8处。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28日 17 版)

原标题:责任明晰是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前提

  对话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程方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

  《法制日报》记者      赵 丽

  《法制日报》实习生     刘雪妍

  学校定位影响家长选择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些家长认为,如果没有对应很好的公办小学,家长往往愿意选择优质民办小学,因为这样可以增大进入好高中的机会;而即便有了好的公办小学托底,仍旧优先选择顶尖民办小学的家长也不在少数。据我们了解,在一些一线城市,目前拥有“冲民办、保公立”这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甚至有家长认为,目前公办学校渐渐“失宠”。

  程方平:按说公办小学有更多的公益性。但是现在,学区房给家长增加了负担,这一点已经非常惊人了。比如说前一阶段,北京的学区房都被炒到天价了,使得很多家长索性主动选择民办小学。

  储朝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情况,这是有差异的。

  很多家长有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与过去一些办学的定位不当以及目前进入到一个调整期直接相关。过去我们公办学校的定位是要办好的学校、招一些好的学生。这个定位实际上有些问题,就是没有顾及到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政府部门在教育中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保底,如果要提供一些优质教育或者高于义务教育质量或水平教育,那就主要由民办学校承担,这是世界各国的基本状况,像上海和浙江这些地方正在形成这样一个转换。

  对于“失宠”的说法,实际上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宠”。如果是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一定要把公办学校办好,而且财政经费主要还是投入公办学校;如果从家长角度来说,家长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个性化的教育,那么他可能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民办学校,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负担转移说”是否成立

  记者:有不少小学家长直言,公办学校减负,负担转向民办学校和辅导机构。有家长表示,如果不参加补习班,孩子3点钟就放学了,没有地方可去。另外,有些公办学校的教学难度不足以应对以后的升学考试。所以,有家长认为不如直接将孩子送到民办小学或者民办初高中。

  程方平: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什么叫做“负担”,其实一直都没有讨论清楚,这个是与教育有关的。中国的教育传统就是注重学,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没完没了地教,不管学生是否有兴趣、是不是学懂了,都是以老师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意志为主,这个问题不改变,“负担”的问题就没法说。

  储朝晖:关于减负,公办学校必须遵守上级行政部门的指令,民办学校也应该要遵守一些管理规定。不过,相对来讲,公办学校因为管理关系,可能更听话一些,民办学校可能有一些灵活的处理措施。比如,民办学校让补课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总体来讲,在管理体制和机制上,公办学校的循规蹈矩与民办学校的灵活形成了一定矛盾,那么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相对来讲民办学校会更有灵活性。

  学生和家长可能更关注学业成绩、考试分数高低,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家长认为民办学校或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可以提高孩子的成绩,所以宁愿选择民办学校,这是主要原因,我觉得与学业负担重不重、是不是减负了没有直接关系。

  民办学校需找准方向

  记者:中国的基础教育经历了从有书读到读好书的需求转变,如何促使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更好地扮演各自角色,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也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

  正如华东师大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学者所说,“是时候真实面对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减负问题,在讨论中形成共识。好的教育就是多样化的教育,能给出多种不错的选择,提供给不同的家庭、不同教育观念的人”。

  储朝晖:要讨论民办教育,首先要设法搞清楚什么是民办学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参与者在解释这部法律时写道:“一些公办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利用自筹资金或者利用现有的资源,包括品牌资源、校产、教师等,举办另外的学校,也就是所谓的‘二级学院’或‘翻牌学校’。这类学校不适用于本法。因为这类学校实质上是利用国有资产在办学……并且容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这类学校也急需规范和整顿。”

  可见,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意图是把公办学校另外设立的学校排除在“民办学校”范围之外。可是,公办学校另外开办的学校往往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三条标准:举办者不是国家机构;资金来源不是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招生。因此,把这些学校当作“民办学校”的合理性虽然受到强烈质疑,但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条文,这样做完全合法。事实上地方政府也将它们列为民办学校。

  “民办教育”是一个内涵混杂的概念。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达到一定的比例,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这是最好的选择。公办学校的标准是要实施政府部门要求的学生教育,这与民办学校是不一样的。

  程方平: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公办学校的定位是保公平、保底线、保证群众的基本受教育权利;民办学校可以做一些探索、实验,可以付费。不过,现在有些民办学校反而在学公办学校,没有发现自己的潜力,这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引导有问题。

  首先是一定要在制度层面做好工作,还有就是搞清楚相关部门要负什么责任。我们要让学校的管理、校长的操作以及社会上的民办学校各得其所,教育生态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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