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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来源:央视网 2018-1-20 14:16:17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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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2017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主要是指将传统国企改组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的公司制企业。国企公司制改革不是新鲜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以来已开展20多年。到2016年底,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达到92%,全国超过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意见》明确时间表,意味着公司制改革进入“最后一公里”的收尾阶段。

  出资人机构不得干预企业经营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础性改革,也为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创造条件。

  《意见》要求,国有企业在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同时,要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业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企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严格规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其中,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出资人机构依法行使股东会职权。对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出资人机构主要依据股权份额通过参加股东会议、审核需由股东决定的事项、与其他股东协商作出决议等方式履行职责,除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不得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活动。

  李锦说,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不是追求形式上由“××厂”变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而是要在运行机制上实打实地改变。从这个角度看,走好“最后一公里”并不轻松。考察中央企业,尚未改制的8%中,既有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集团,又有一些经营比较困难、历史包袱沉重的二、三级企业。这些老国企,历史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人员安置等问题不少。

  落实职权,董事会不当“花瓶”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关键要有规范的董事会。《意见》提出,到2020年,国有独资、全资公司全面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外部董事派出制度,完成外派监事会改革;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董事长和职业经理人,培育一支德才兼备、业务精通、勇于担当的董事、监事队伍。

  据了解,国资委自成立后就着手研究在国有独资公司中建立董事会。2004年,宝钢集团率先试点。到去年底,建设规范董事会的中央企业达到85家,外部董事人才库增加到389人,专职外部董事增加到26人。

  尽管普遍建立起董事会,但是国有企业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缺乏制衡等问题还较为突出,一些董事会形同虚设,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此次《意见》对“加强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职权”提出了清晰详尽的要求。譬如,针对一些国企董事会如同“花瓶”的问题,明确提出“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国有独资公司要依法落实和维护董事会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授予董事会更多权利。再如,针对部分董事会议事不够规范透明的问题,《意见》指出“董事会要严格实行集体审议、独立表决、个人负责的决策制度,平等充分发表意见,一人一票表决,建立规范透明的重大事项信息公开和对外披露制度,保障董事会会议记录和提案资料的完整性,建立董事会决议跟踪落实以及后评估制度,做好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联系沟通”。此外,针对社会上反映的“董事不懂事”现象,《意见》要求,“加强董事队伍建设。开展董事任前和任期培训,做好董事派出和任期管理工作。建立完善外部董事选聘和管理制度,严格资格认定和考试考察程序,拓宽外部董事来源渠道,扩大专职外部董事队伍,选聘一批现职国有企业负责人转任专职外部董事,定期报告外部董事履职情况”。

  党组(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意见》最大的亮点是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意见》指出,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积极探索有效实现形式”。

  “双结合”如何实现?《意见》指明了基本路径,即: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党组(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党委);党组(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推进中央企业党组(党委)专职副书记进入董事会。李锦说,这意味着今后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肩挑”将是常态。据了解,到去年12月,建立董事会的83家中央企业中,已有70家实现“一肩挑”,其他央企也在推进中。

  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李锦认为,《意见》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发出了清晰的信号,即在国企改革中,不论是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本身,还是推进混合所有制等其他改革,党的领导是前提,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21日 02 版)

1个月时间左右,大宗商品迎来两次多品种跌停。昨日,国内商品期货表现“惨烈”,铁矿石、热卷、螺纹钢、橡胶、甲醇等五个品种跌停。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这是今年商品期市迎来的第二次大规模跌停,距离上一次4月7日的四品种跌停不足一个月。其中,铁矿石、橡胶期货两次均“榜上有名”。

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商品基本面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宏观预期的转向也起到了打压作用。

都是库存周期转换“惹的祸”

回顾本轮商品下跌,2月14日以来,文华商品指数累计跌幅达13%,工业品指数跌幅17.6%。在昨日商品期货市场化工品及黑色系普遍大跌的情况下,文华商品指数下跌2.63%,工业品指数下跌4.21%。

一位资深研究人士指出,大宗商品普遍使用的一个定价规律:低点看供给端,价格高点则看需求端。在供给和需求博弈的过程中,率先出现边际变化的一段往往为商品提供走势的方向。

2月中旬之前,大宗商品经过一年的趋势上涨,可谓爬到了阶段高点。那么当前的价格下跌能否作为需求走弱的印证呢?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3月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增速由负转正,产量3.0亿吨,同比增1.9%,是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增长。下游钢焦企业补库存较为谨慎,近几周库存仅有小幅变化。在研究人士看来,2月中旬以来的商品价格下跌很可能与库存周期的变化有关。

招商期货宏观研究团队分析认为,库存周期的内在机制是需求与生产间的错误与时滞,这种错位造就了库存周期的四个阶段:被动去库存、主动补库存、被动补库存、主动去库存。随着四个阶段的演变,大宗商品将出现周期性波动。其中,被动补库存阶段对应的是,市场真实需求难以跟上开工扩产的步伐,供给水平较高、需求下降、库存被动上升,价格有回落风险;而在主动去库存阶段,对应的是需求与价格持续下降引发经济衰退预期,企业通过去库存削减存货投资,减少甚至停止生产、主动降低库存,从而加剧了整体产出缩减和加速经济衰退,经过去库存和产能削减。

海通证券期货研究主管高上表示,一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实现良好开局,GDP增速创6.9%的新高,大概率成为全年高点。进入4月,经济较3月放缓明显。制造业景气度转弱,繁荣周期或阶段性见顶。4月全国制造业PMI回落至51.2%,虽仍处于荣枯线上,但已降至去年10月水平,其中供需与价格均下滑。从中观看,终端地产、汽车需求仍弱,中上游发电耗煤、粗钢产量也明显回落,工业品价格大幅回调。这意味着需求、生产转差,经济明显放缓,库存周期步入尾声。

不过,从历史情况看,大宗商品涨跌与库存变化存在时滞。“由于时滞长短不一,我们无法简单地从2月以来的商品价格下跌推导出库存同比增速将于何时见顶,而且后续的商品价格走势仍然很重要,4月中旬以来,商品价格出现了一定反弹,如果下跌是短暂的而非持续的,商品价格对存货同比增速见顶(库存周期阶段性转变)的预示作用将进一步减弱。”上述研究团队表示。

化工黑色期货跌停潮背后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从典型品种来看,今年以来的两次普跌行情中,铁矿石、橡胶期货均“榜上有名”。其中2月15日以来,橡胶期货1709合约跌幅超过4%的交易日就有8个之多,铁矿石期货1709合约跌幅在3.5%以上的也有9个交易日。此外,在昨日大跌中焦炭、螺纹钢期货跌幅均超过6%,动力煤跌幅也超过2%。

这些品种的库存周期特征是否符合上述预测呢?

天然橡胶期货方面,光大期货天胶分析师彭程表示,沪胶这波下跌始于今年2月中旬。影响因素有四方面。一是替代品合成胶先行下跌。二是乘用车终端库存高企倒逼乘用车减少轮胎采购,半钢胎生产企业成品库存累积不得不旺季调低开工率,减少对原料的采购。三是天然橡胶2016年年底正向套利窗口打开后,年后进口量增加,保税区库存持续增加。四是物流运价年后不断下跌,对重卡需求下降,全钢胎替换需求下降。

“3月以来,自产业链终端向上游倒逼去库存,负反馈下静态供需逐渐趋于平衡。动态来看,国内云南产区以及泰北大部分地区已开割,海南以及泰国南部即将开割;流通环节显性库存累积,下游受终端销售不畅旺季调降开工率均对盘面反弹形成压制,中线仍偏弱。”彭程说。

黑色系方面,长期从事黑色系研究及投资岗位的业内人士凌晓辉表示,本轮黑色系下跌的重点原因或不在于需求,而是市场对房地产资金会出现萎缩的担忧:银行对基金的赎回、未来对房地产房贷量的萎缩及去房地产杠杆的问题上。这需要三方面考证资金端发出的“信号”。一是从3月23日到4月10日,银监会连续下发8项文件,矛头直指金融风险防控。文件主要针对当前银行存在的三大风险:交叉金融业务、理财业务和关联方问题。简言之是引导银行资金脱“虚”向“实”。原来这个“虚”里面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是流向房地产,现在要把这一部分收回来,向其他健康的实体行业去投。市场担忧因为监管升级而导致银行集中赎回资金,以满足同业业务和委外投资方面的监管规范。第二,本次监管对贷款的关注重点分为存量和增量两个方向。对存量贷款要求禁止隐匿或转移不良贷款,加快不良贷款的处置速度。对增量贷款要求禁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两高一剩”及僵尸企业等。第三,“五一”前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于在安徽马鞍山召开了典型钢铁企业“去杠杆”交流座谈会,会议讨论了下一步“去杠杆”和市场化债转股工作。消息人士称,内容将涉及优化贷款结构、去杠杆及金融债权债务处置等方面。“这将是个长期过程,黑色系很大概率会继续往下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DI指数在3月整体稳步上升后,4月回调走弱,并形成双头特征。截至本周三,BDI已实现11连跌至1034点,环比下跌3.63%。高上表示,这主要归因于4月我国经济的触顶回落、下游市场需求疲弱,导致对运力的需求偏低,以及美国基建进度明显的落后,加大对指数的压制。BDI作为大宗商品的领先指标,指数的不断下行,给大宗市场释放了一定利空信号,加之美联储5、6月加息预期升温,BDI短期仍有下行空间。

“红5月”是否可期

从4月大类资产期货的涨跌幅看,Wind商品指数月跌幅最大,达到3.31%。

高上表示,当前半年线跌穿后,千点心理大关失守,技术上看,M头已经形成,市场后续将考验年线支撑。其次,十年期国债期货跌幅0.96%紧随其后,资金市场利率走高,资金趋紧为常态,也预示了经济增长预期减弱。商品去库存考验“红5月”,后市谨慎乐观。

他认为,市场在连续的大跌之后,4月末黑色系强势回归,投资者情绪升温,5月商品市场有望延续反弹,但从机构持仓态度,资金流向,供需关系来看,对后市建议持谨慎偏多的态度。总体来看,经济企稳,商品补库存接近尾声,下游需求相对较弱。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商品期货尤其是工业品期货与PPI走势相关度较强。在3月份PPI数据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7.6%的基础上,大宗商品的明显下行是否预示PPI会大跌?

招商期货宏观研究团队认为,由于PPI包含的产品会很大程度上受到原材料价格的影响,但其构成不止大宗商品,其所涵盖的更加广泛的商品中还隐含了人力成本等相对稳定的价格因素影响,因此更高频的南华综合指数对PPI走势有一定的预先性,从历史看大约领先1-3个月,但PPI的波动幅度小于南华(商品)指数。

  美国的“千禧一代”即1981年至1998年出生的人,也就是中国俗称的“80后”和“90后”们,如今多数已经进入社会或者准备走向社会,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近日美国统计局发布人口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千禧一代”“拒绝长大”,纷纷推迟进入以结婚、生育和购房为标志的成年期。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报道,大部分的美国“千禧一代”认为,教育和经济安全是“长大成人”的关键。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仅有不到半数的美国“千禧一代”达到了上述两项指标,这也决定了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即2400万人仍然与父母居住在一起。该份报告的调查人群是针对18岁至34岁的美国年轻人,旨在通过数据分析他们与40年前美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观念差异。

  或许是时代不同了,现如今美国的年轻人无论从金钱观还是家庭观都与父辈相去甚远。与追求自立、较早步入社会和组建家庭的父辈不同,美国的“千禧一代”无论是结婚、生子还是购房均相对较迟。他们更为看重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质量等。据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做的调查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25岁至34岁的人,也就是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有将近七成的人已经结婚生子。而如今,同样是25岁至34岁的“千禧一代”,似乎和传统婚姻越来越远,宁肯待在家里“啃老”,也不愿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其中有不少人还没有做好长大成人的心理准备。他们认为,在走出家门前,最好能够做到经济独立,但在20岁出头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美国年轻人少之又少。

  相比年龄较大的美国人,美国的年轻人更为钱发愁。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美国71%的“千禧一代”为财务状况焦虑。其中教育费用对“千禧一代”的压力最大,有关部门在一项调查中发现,超过三成的受访者表示因此“夜不能寐”。与父辈相比,“千禧一代”尽管受教育水平更高,但在收入和拥有房产方面均不如父辈。美联储的数据显示,“千禧一代”年收入的中位数为40581美元,相比父辈在同年龄段的收入少20%。“千禧一代”的净资产中位数为10090美元,比“婴儿潮”一代少56%。

  此外,美国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拥有住房的年轻人的比例相比40年前的同龄人大幅下降。在1975年,25岁至34岁的美国年轻人中,将近52%拥有自己的房产。而如今,这一比例跌至28.8%。不过,美国各州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比如在明尼苏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和爱荷华州的“千禧一代”拥有住房的比例要偏高。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这一比例在各州中垫底。究其原因,受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年轻人的工资上涨幅度不高,购房经济压力增加。另外,相比于父辈安居乐业的传统思维模式,“千禧一代”更愿意在大城市里租房,而不是在郊区买房。

  与父辈相比,如今美国的年轻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接受教育的水平明显提升。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报告显示,2015年,年龄在25岁至29岁的人当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为35.5%,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23.2%。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受教育比例增幅较大。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1975年25岁至34岁的美国女性中获得本科学历的比例为18.4%,而现如今这一比例高达40%。教育投入的增加,带来的是偿还教育贷款的压力。与早婚的父辈不同,现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带着3万美元的教育贷款债务踏上工作岗位。另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41%的年轻家庭需要偿付教育贷款,而在1989年这一比例仅为17%。

  美国年轻人中结婚的比例相比他们的父辈也是大幅降低。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报告,大部分“千禧一代”认为,完成大学学业和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是作为成年人“极其重要”的目标,而结婚生子则可以往后放一放。成长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千禧一代”们,习惯于在社交网站中轻松地变换约会对象,而对谈婚论嫁则退避三舍。在一项盖洛普公司做的调查中,56%的未婚女性“千禧一代”表示,其实她们并不排斥婚姻,只是选择延迟婚姻,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背负沉重的教育贷款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婚姻的恐惧和不感兴趣。根据美国的现实,有相当一部分“千禧一代”是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的。根据皮尤调查的一份数据,“千禧一代”中有38%的父母离婚或者分居。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未婚同居年轻人的数量相比40年前增加了12倍的一个原因。另外有相当人数的年轻人对婚姻的重要性不以为然。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有12%的“千禧一代”认为婚姻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极其重要”的因素。(作者:汤先营)

  实习记者 尤绿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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