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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本网     时间: 2018-9-21 11: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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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返回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朱巴驻地后,12名参加救援的官兵在车炮场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陈文、杨朋辉、王文超、张耀华、王罗卫、郭磊、潘志烨、马鹏阳、陈敏、付振豪、曹升文、任永联。李赞摄

原标题:深夜,中国蓝盔上演生死救援

■本报记者罗铮通讯员周孟亮李源

“若不是因为南苏丹局势动荡,我们这些维和军人也不会出现在这里。”电话那头,32岁的少校军官陈文语气平缓、波澜不惊。

然而,就在几天前,这位中国第三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军事组副组长,带领11名官兵勇闯枪林弹雨,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

从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获悉此事后,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一线维和官兵。

当地时间3月8日,奉联南苏团命令,中国维和步兵营派出75名官兵,护送联合国民事人员前往南苏丹边境城镇耶伊调查安全局势,并在当地建立临时行动基地。

“我们将联合国民事人员护送到位后,便开始在预定地点搭设帐篷,构筑防御体系,着手建立临时行动基地。前几天,一切都比较正常,直到12日晚饭后,情况开始有点不对劲儿了。”

根据陈文的回忆,大约在当地时间12日21时30分,南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耶伊发生激烈冲突,7名联合国民事人员居住的旅馆正处于交火地带。

当时,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夜空,脚下的大地不时颤动,多枚流弹接连击中旅馆外墙,联合国民事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危急关头,曹升文、付振豪、马鹏阳等多名官兵主动请缨前往救援。“护卫对象处于危险中,如果我们不去救援就是失职。”曹升文说。

迅速分析形势后,陈文带领11名官兵搭乘两台步战车疾驰而出,向着处于交火地带的旅馆驶去。

“我们距离旅馆并不远,大概1公里,可一路上却险情不断。”回顾这次救援行动,驾驶员任永联、炮手王罗卫不约而同用“一波三折”来形容——

刚刚驶出基地,车队就迎面遇到多辆载有重机枪的皮卡,四周还有多股武装分子边向交火中心地带运动边开枪射击。见此状况,陈文立即命令全员进入战斗状态,车辆加速行进。

“当时,子弹就在头顶上嗖嗖乱飞。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战争。”驾驶员郭磊坦言。

行进到距旅馆约100米处时,救援车队被15名持枪武装人员挡住。这是第一次受阻。

“我们每耽搁一秒,联合国民事人员的危险就增加一分。”翻译张耀华迅速下车同武装分子交涉。经过他的努力,武装人员把路让开,救援车队安全到达旅馆。

“看见我们来了,7名联合国民事人员终于松了口气。上车后,我提醒他们把头埋在步战车玻璃以下,以免受伤。”张耀华回忆说。

登车时,南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交火更趋激烈。一枚枚炮弹呼啸着划破夜空,一串串火舌尖叫着掠过地面。

正当车队准备返回时,旅馆附近的一群武装分子突然围了上来。他们不仅要求车队停在原地,还将枪口指向救援官兵。这是第二次受阻。

千钧一发之际,陈文依据《联合国交战规则》,指挥官兵枪口相向,与武装分子据理力争。经过反复沟通谈判,车队最终安全离开。

“当时,双方是荷枪实弹对峙,部分武装分子情绪激动,若不是处置果断,场面极有可能失控。”车长付振豪说。

眼看还有大约100米就到基地了,车队又遇到了武装人员的第三次拦截。所幸这次没有太多的纠缠,简单沟通后车队便顺利通过。

当晚23时许,7名联合国人员被安全转移到临时行动基地。下车后,他们拉着中国维和官兵的手,连连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命。”“要不是你们,我们死定了。”“以后出来执行任务,再不住旅馆了,要和中国维和军人住在一起。”

通过电话连线,记者还了解到,这次救援赢得了联南苏团的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大卫·希勒表示:中国维和部队强有力的反应和及时的干预措施值得称赞。

原标题:有罪的证明

  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去年6月12日凌晨,一人在马路中央被撞身亡;两个多月后,大车司机吴双被警方认定为肇事者,被刑事拘留至今。

  但本案的异常之处在于,这起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事发路段的视频监控证据,甚至没有“肇事者”的有罪供述,就连警方分别委托3家司法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报告也没有直接肯定肇事情况:一份报告表示在送检的车辆部件上“未检出人血成分”,一份报告表示“无法确定汽车列车与行人裤子痕迹的对应关系”,只有一份报告语义模糊地表示“可以形成双方痕迹”。

  3份鉴定结论,被警方用作吴双肇事的证明。

  警方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后,检察机关两次将案卷退回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据吴双的代理律师李长青介绍,在交通肇事案中,这样的做法极为罕见。

  5月12日,该案在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截至记者发稿,该案仍未宣判。

  躲过的事故?

  2016年6月12日凌晨两点多,吴双开着大货车行驶在唐通公路上,车上是20余吨铁质网扣。他要去天津送货,妻子刘君此时正在车上酣眠。

  忽然,刘君被剧烈的晃动惊醒了。吴双告诉她,刚才看到马路中间有人,他猛踩刹车、打转向才避开。

  又向前开了一段后,吴双停下车,打着手电检查货车的轮胎,确认车胎上没有血迹。他认为自己躲过了一劫。

  半小时后,玉田县窝洛沽镇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男子躺在唐通公路上,在窝洛沽中学附近,地上还有血迹。

  警察及救护车赶到现场后,该男子已死亡。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警方调取了事故现场周边和西边两公里十字路口的监控录像,排查事发时间段的可疑车辆,当晚将14辆可疑车辆的车牌号发布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第二天,吴双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该信息,发现他的车也在其中。吴双的妻子刘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当时在朋友圈看到,交警要求可疑车辆的车主来配合调查。于是夫妇俩于2016年6月13日来到玉田交警大队,试图把自己的经历说清楚。

  笔录显示,6月14日0时29分至1时38分,玉田交警对吴双进行了第一次询问。

  询问中,吴双以为自己躲过了马路上的那个人,但他又表示到底有没有轧到那个人也“说不好”,因为他的大车有17米长,不能确定后面的轮胎有没有碰到人,不过他确认过自己车辆的轮胎上没有血迹。

  2016年6月16日和17日,警方将吴双车辆(或其车辆上的提取物)及死者的相关物品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和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司法鉴定机构意见各异

  2016年6月30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挂车右侧紧绳器、工具箱后部、货箱底板中下部提取物均未检出人血成分。”

  2016年7月15日,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车辆痕迹鉴定报告书,鉴定意见为:“根据现场和双方痕迹认为,乙车右前下侧与低位人体接触可以形成双方痕迹。”该中心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甲方(即死者刘茂生——记者注)上衣、裤子上有刮蹭痕,以及腿部有不完整的轮胎花纹印痕;乙车(即吴双的车——记者注)前杠右中下侧有擦蹭,散热器下支架有刮蹭和疑似人体组织,右前轮和前桥右下侧有刮蹭。

  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的这一鉴定结论遭到吴双的强烈质疑。

  2016年7月21日吴双申请重新鉴定。他在申请书中说:“轮胎花纹与裤子(上的轮胎)花纹种类相同,但是不能确定是我车所为,因为使用相同花纹轮胎的车太多了。”

  针对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报告书中提到的“疑似人体组织”,吴双质疑:“既然有疑似人体组织,在当今科技条件下,还不能确定吗?”

  案件卷宗显示,玉田交警大队曾向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口头询问送检疑似组织能否确证为人体组织,7月22日该鉴定中心书面回复称:“目前法医领域没有关于人体组织的确证实验。”

  玉田交警大队又委托沈阳机动车事故司法鉴定所对吴双车辆与死者裤子痕迹的对应关系进行鉴定,但该所于8月23日答复称:汽车列车和行人裤子上的痕迹已经模糊不清,失去鉴定条件,“故依据现有鉴定材料,本所无法确定汽车列车与行人裤子痕迹的对应关系”。

  尽管上述3份司法鉴定报告书中有两份分别给出了“未检出”“无法确定”的结论,玉田交警仍于2016年8月25日对吴双立案侦查,并将其羁押至9月1日。一周后,吴双被正式批捕。

  李长青回忆,自己曾询问过玉田交警大队教导员江振林,缘何肯定吴双为肇事者,对方的回答是,事发时间段的车辆中,只有吴双车辆的轮胎花纹与死者衣服上的轮胎花纹一致。由此看来,轮胎花纹为吴双肇事的关键证据,但起诉书及警方文件中未显示这一点。

  今年3月27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来到玉田县交警大队,希望了解此案的办理经过。交警方面两次推迟采访时间后,又称须经过玉田县公安局政工办批准方可受访。截至发稿,玉田县公安局政工办工作人员仍未回应记者的采访要求。

  鉴定人“通过在电脑上看照片作出判断”

  “可以形成双方痕迹”是否意味着吴双车辆曾撞到死者?“轮胎花纹种类相同”是否意味着吴双车辆的轮胎即是在死者衣服上留下印痕的轮胎?

  今年5月12日,在玉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上述鉴定的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痕检工程师白志国、谢景玉先后作为证人出庭。

  李长青就鉴定的时间地点、鉴定的相关技术规范、轮胎花纹特征等问题询问痕检工程师白志国时,白志国情绪激动,以“鉴定意见书上写得很清楚”“没有必要告诉你”等回应。

  另一位鉴定人谢景玉则表示,他没有来过玉田交警大队,死者裤子上的轮胎花纹、车上的剐蹭痕迹及人体组织等,他均是通过在电脑上看照片作出判断。

  关于鉴定书中的“轮胎花纹种类相同”,李长青问谢景玉:“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种类相同’不能直接认定这个人体裤子上的花纹就是这辆车所轧?”谢景玉表示:“可以这么理解。”至于鉴定结论中的“可以形成双方痕迹”,谢景玉表示,那是客观的情况,“我们没有发现它特定的特征”。

  李长青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5月12日庭审时,他提交了在窝洛沽中学等地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用于证明窝洛沽中学到窝洛沽十字路口有很多岔路,肇事车辆有可能避开十字路口监控从岔路走开。

  在卷宗中,记者看到了一个有14辆可疑车辆的车牌号清单,那么警方是否逐一排查过这些车辆呢?

  记者翻阅李长青提供的200余页案卷,仅看到包括吴双和报案人在内的6名可疑车辆车主的询问笔录,其中有两名司机的询问笔录分别做于2016年10月底和11月初,那时吴双已被刑事拘留两个多月。

  在玉田交警大队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的认定吴双肇事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沈阳机动车事故司法鉴定所情况说明、车辆痕迹鉴定报告书等被列为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分别宣称“未检出人血成分”和表示“无法确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情况说明亦在此列。

  玉田县人民检察院两次将案卷退回玉田县公安局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李长青表示,这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极为少见,表明了检方对此案的审慎。

  今年3月10日,玉田县人民检察院最终作出起诉决定。

  如今,刘君还在为丈夫奔走,她坚信丈夫是冤枉的,她告诉记者:“我们不怕查。”

  不过,在死者刘茂生的亲属眼中,吴双就是肇事凶手。

  在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2》中,樊胜美因男友王柏川拒绝在房产证上加自己的名字而与他分手。这一情节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人尤为看重房产证上的名字。有人认为房产证上加名是一种承诺和保证,也有人认为,自己或父母辛苦赚钱买的房子不能轻易加上另一半的名字。公众怎么看这个问题?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6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0.8%的受访者会为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而顾虑烦恼。66.4%的受访者认为房产证上有必要写夫妻两人的名字。43.7%的受访者觉得在房产证上加另一方名字,会有利于婚姻稳固,24.6%的受访者认为不会。

  66.4%受访者认为房产证上有必要写夫妻两人的名字

  调查中,40.8%的受访者会为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而顾虑烦恼,39.9%的受访者不会,19.3%的受访者回答说不好。

  老家在安徽的余娇(化名)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准备与感情稳定的男友步入婚姻。但是在准备结婚的过程中,余娇跟男友及男方父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遇到了电视剧中‘樊胜美’一样的情况,当时差点因此跟男友分手”。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邢佳(化名)婚前也为房产证加名的事情烦恼过,邢佳与男友是靠邢佳父母出资付了房子的首付款,但是房产证上明明白白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当时对加名会产生的后续影响不是很清楚,总觉得两个人过日子不要计较那么多”。

  60.9%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因房产证加名的问题而闹矛盾的夫妻多,27.9%的受访者感觉一般,11.2%的受访者表示很少。

  余娇介绍,男友父母同意出资为他们付首付款,但只能写男友一个人的名字,“我不是多在乎房子,加不加名是男方的诚意,女生需要的是安全感,安全感说来很虚,但对女生却非常重要,不加名会让我感到被算计和防备。而且婚后无论怎样两人都是要一起还贷的,我这么努力供房子,可是这个房子很可能跟我没有关系”。

  北京链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刘佳(化名)表示,很多人在买房时都会咨询房产证名字的问题。“如果是婚前购房,一般都会建议对方在房产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这样可以界定房子的归属问题。尤其是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很高,加上名字在法律上就有了保障。但如果是婚后购房,写谁的名字就没有关系了,婚后就算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了”。

  刘佳告诉记者,不同情况下房产证加名所需的手续和费用也不一样。“如果一方在婚前已有住房,也愿意在房产证上加上另一方的名字,会建议双方先领结婚证,这样可以减少一大笔花销。如果是夫妻关系,房产证加配偶的名字可以直接在房管局办理,只需较少的工本费。但是如果不是夫妻关系,就要走赠予程序。对于直系亲属来说需要缴纳网签价3%的契税,而像还没有结婚的男女朋友,则需要按照非亲属关系走买卖程序,需要花费更多”。

  但刘佳也表示,对于婚前房产要不要加另一方名字,双方容易产生分歧。“对于有房的一方来说,会比较慎重地考虑是否要把房产与另一方共有。而对要求加名的一方来说,会认为加上名之后婚姻更为稳定。有时双方也会签订协议,划定对房产的占有比例”。

  调查中,66.4%的受访者认为房产证上有必要写夫妻两人的名字,17.8%的受访者认为不太有必要,5.0%的受访者认为完全没必要,10.8%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

  一方在婚前买了房,39.9%受访者支持另一方加名,31.6%受访者不支持

  调查显示,65.0%的受访者在婚前双方共同支付首付,婚后共同还贷的情况下,会在房产证上写另一方的名字;57.5%的受访者在一方婚前付了首付,婚后双方一起还贷的情况下愿意写;29.5%的受访者觉得一方在婚前付了首付,婚后一方还贷可以加名;17.7%的受访者同意在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其孩子购买房产的时候写另一方的名字;8.2%的受访者表示婚前一方已付清房款的情况下也可以加名。

  在大连从事婚姻法方面工作的律师于文君告诉记者,房产证加名的矛盾在婚前、婚后多个阶段都会发生。“从物权法的角度来看,只要加上名字通常都会认为是双方共同所有。假如男方在婚前购买了房产,有的女方会要求在结婚前加名,有的会要求在结婚后加名。还有一种情况是,用一方婚前的房子换了另一栋房屋时会要求加名”。

  天津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研究员潘允康指出,目前人们对于房产证写谁名字的关注与房屋升值有关。“假如回到上世纪90年代,还不会形成像现在这样的现象。那个时候房子还没有商品化,价值也没有很高。但是随着房屋的升值,房屋成为家庭中非常可观的一笔财产。财产意识以及为了避免日后纠纷导致很多夫妻会很在意房产证上的名字”。

  “就房产来说,分为婚前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婚内财产,在不同情况下,对房产的处置,一方面要遵从当事者的意愿,另一方面也要符合当前的婚姻法规定和解释。”另外,潘云康强调,现在年轻人对于房产证上名字的在乎也与婚姻观念的转变有关。“过去婚姻讲究的是家庭本位。结婚后夫妻就会白头到老。但是现在的婚姻观念由家庭本位转变为了个人本位。即使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也会以自己为中心。这种观念的转变也会引起行为的改变,双方会更加维护自己的权益,因而也就更加在乎房产证写谁的名字”。

  邢佳说,当下闪婚闪离的很多,大城市房价也贵,一套房子可能是别人家庭攒了几十年的财产买来的,一结婚就分走一半,确实不太公平。“而且对买房来说,首付是最重要的。大城市首付款很高,很多人付了首付后一个月也就几千元的贷款,这对年轻人并不构成负担,毕竟租房一个月也很可能花费两三千元”。

  “如果每月还贷额度较大的话,可以房产两个人共有,约定各自所占比例。”邢佳说。

  生活中,一方在婚前买了房,另一方要求加名的情况很常见,对此39.9%的受访者支持,31.6%的受访者不支持,28.5%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不支持的比例(54.6%)高于女性(45.4%)。

  43.7%的受访者认为在房产证上加上另一方名字,会有利于婚姻稳固,24.6%的受访者认为不会,31.7%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房产证上加名,57.7%受访者认为能给对方安全感

  房产证上加上另一方名字,57.7%的受访者认为能够给加名一方安全感,48.2%的受访者认为会给婚姻增加信心和筹码,38.1%的受访者觉得能表示对加名一方的爱和重视。其他还有:减少一方处置夫妻财产的隐患(26.1%);用房子锁住婚姻,减少离婚的可能(24.3%);离婚分割财产时,保障加名方权益(23.4%),5.8%的受访者认为没什么用处。

  最后,余娇在加名的问题上作了让步,房产证只写了男友的名字,但她坦言,虽然现在结了婚也过起了小日子,却还是有心结,“一不开心了就会想起这件事,而且也很影响我跟公婆之间的相处,总觉得没有那么亲近”。

  对于房产证上只写一方名字,25.5%的受访者认为可以防止另一方过度分割自己的财产,17.5%的受访者认为是不信任对方的表现,16.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买的房子,不能赠予对方,11.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加名的一方在婚姻中会处于劣势。

  “大多数人会认为加名字可以给婚姻一个保障,但实际情况多会从房屋财产角度来考虑加名的问题。因为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加名后房屋属于共有。”不过于文君也表示,法院在实际判决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大多数离婚案件多以调解方式解决,很少会交给法院判决。如果交给法院判决,也不是加上名就可以分割一半的财产。夫妻之间如果有协议会按照协议处理。如果没有协议,法院也会根据房子的出资情况加以评判”。

  邢佳觉得两个人只要感情好,房产证不加名字对婚姻没有任何影响,但一旦感情出现问题,加了名字反倒成了离婚时的麻烦,出资一方在感情破裂之后还要承担金钱上的损失。

  受访者中,男性占49.1%,女性占50.9%。北上广深的占34.4%,其他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占33.5%,省会城市以外地级市的占21.9%,县级市的占7.0%,乡镇或农村的占3.0%。婚姻状况分别为:单身(10.5%)、恋爱中(11.9%)、已婚(75.7%)、离婚(1.4%)、其他(0.5%)。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孙山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6月29日 07 版)

责任编辑:何天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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