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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

——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王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作说明。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行规定。为此,在本届全国人大任期届满前,需制定澳门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2016年7月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并在珠海召开座谈会,征询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意见。2016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草案符合选举法的规定,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建议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将草案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制定选举办法的指导原则

  澳门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已经分别制定了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在澳门选举产生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实践证明,选举办法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顺利选举产生了爱国爱澳、在澳门社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代表,以往四届选举办法所确定的选举名额、选举方式和选举程序等,已经为澳门社会熟悉和接受。为此,本次制定选举办法,应体现“基本不变,适当完善”的原则,保持选举办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基本制度安排及选举程序不作改动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候选人的条件、参选人不得接受外国资助、代表资格的终止程序等方面作出必要的补充和完善性规定。

  二、关于选举会议的构成

  前四届选举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都规定,以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会议的形式提名并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可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仍沿用成立选举会议的办法,选举会议的组成方式也保持不变。据此,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由参加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的人员,以及不是上述人员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中的中国公民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立法会议员中的中国公民组成。(草案第五条第一款)

  三、关于候选人的条件

  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必须拥护宪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还必须拥护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此,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必须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选人在参选人登记表中应当声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草案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三款)。同时规定,主席团在选举日之前,对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参选人,经过审查核实,可以决定不将其列入候选人名单或者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名(草案第十三条第三款)。

  四、关于参选人不得接受外国资助

  为防止外国势力干涉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切实维护国家安全,草案规定,参选人填写参选人登记表,应当声明未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机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的资助。如果发现参选人存在接受外国资助的情况,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核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代表当选无效。(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九条)

  五、关于选举的组织和程序

  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据此,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草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主持选举中的具体职责也作了规定。(草案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选举会议主席团是选举会议的领导机构,草案规定,选举会议主席团成员为十一名。主席团主持选举会议,其主要职责包括:确定选举日期;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时间;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人选,由选举会议通过;宣布选举结果;接受与选举代表有关的投诉,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等。这次选举办法草案,在以往四届选举办法的基础上增加规定,选举会议主席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前,发现当选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应当在报送选举结果的同时,提出当选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情况的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进行审查核实,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确定代表当选无效。(草案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关于选举程序,草案延续了以往做法,规定:代表候选人由选举会议成员十人以上提名;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应多于应选名额,进行差额选举;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代表名额的有效,多于或者少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作废;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举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草案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六、关于代表的辞职、监督和补选

  关于代表的辞职,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予以公告。(草案第二十一条)

  为完善对澳门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机制,草案规定,当选的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终止其代表资格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意见,确定终止其代表资格。(草案第二十二条)

  关于代表因故出缺时的补选,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因故出缺,由选举时未当选的代表候选人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递补,但被递补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的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草案第二十三条)

  此外,草案还对行政长官参加选举会议、选举会议成员的权利义务等作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和以上说明,请审议。

  世界经济论坛今年初发布的《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环境是全球风险格局中的核心风险,未能调整和减缓气候变化风险,被首次在调查中列为发生概率高、影响力大的风险之一。在6月27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战略动态:能源系统”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作为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能源应加速向清洁化转型,这种转型离不开能源技术和国家政策的双重保障。

  “当前能源市场处于过渡阶段,2016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取得了60%的大幅增长,煤炭消费连续两年降低,总体碳排放量没有变化,这样的数据说明我们在能源控制上有进步。”B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杨筱萍说。

  数据向好的背后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成本持续下降。美国Stem Inc。公司CEO约翰·卡林顿表示,规模是降低成本的重要因素,很多新能源技术的成本在快速下降。随着电动汽车使用效率的变化,二级能源的使用市场在2年到3年内会非常重要。

  虽然可再生能源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在与传统能源竞争中仍然处于不利位置。“为了达到《巴黎协定》的规定,我们还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比如增加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能效,同时增强对创新型能源公司的投资,帮助其能源技术商业化。”杨筱萍认为,技术创新将是增强清洁能源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区块链技术已经在德国电动车的推广上起到重要推力作用。“区块链技术可以使机械之间以最优方式自动交易。”德国能源公司Innogy SE区块链专家卡斯滕介绍说,通过区块链实现数字化,德国所有的电动汽车和充电桩、充电桩和充电桩之间都能够连在一起,实现交互。这一技术使车辆交易、用能成本大幅下降。

  “中国现在有特高压输电技术和先进的调峰技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发电小时数仍然不够。”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看来,政策对于引领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非常重要,对于新增新能源装机,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到能源需求地建设分布式电站;对于现有电站,则需要强制确定可再生能源上网的比例。

  卡斯滕说,中国发展新能源是采取“从上往下”的做法,德国则是“从下往上”的政策,比如政府通过补贴,让偏远地方家庭也买得起太阳能板,并能享受税收优惠等。

  在政策方面,碳交易被认为是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现在有很多非常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但由于成本太高没有普及。如果有一个经济性碳价,能源过渡将更具有持续性和激励性。”杨筱萍认为,一旦确立了碳价和最低碳排放标准,有些工厂如果达不到最低水平,需想办法降低,否则将付出额外费用。

  “中国正实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绿色电力证书也开始交易,明年还有强制配额制度。传统能源公司不转型将越来越困难,虽然转型不易,但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必须的。应研究好的政策,使人们作出正确的选择。”林伯强说。(经济日报记者 王轶辰)

刘世锦(资料图)

原标题: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2017年是经济触底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3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物价数据,2月CPI温和上涨,PPI涨幅扩大。此前发布的2月制造业PMI为51.6%,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好于预期。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现在已非常接近底部,或者说已经开始触底。2017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触底进入中速稳定增长平台的一个验证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

为此,就2017年中国经济的走势,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刘世锦。

中国经济现在已非常接近底部

《21世纪》:今年1月和2月的经济数据已经出炉,这些数据是否能说明中国经济基本筑底,走过L型拐点了呢?你认为中国经济的底在哪儿?

刘世锦:判断经济形势的走势,还是应该放到一个比较大的分析框架来看。中国过去六年的经济处于回调的态势,我们称之为转型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它由过去10%左右高速增长平台转向未来中速增长的平台,过去六七年的时间其实就是由上一个平台转向下一个平台。之所以过去六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是因为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未找到,或者说还没有触底。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现在已非常接近底部,或者说已经开始触底。2017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触底进入中速稳定增长平台的一个验证期。

为什么?首先从需求方面来讲,如果触底主要是高投资要触底。高投资主要包括三块:出口、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目前,应该说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已接近底部或者已经触底。再看房地产, 2014年,房地产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它的历史需求峰值。达到峰值以后,总体上它的走势是平缓逐渐下降的。虽然去年由于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拉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回升,我们判断这还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在今后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将会回归常态。所谓常态就是低速,比如2%-3%或者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如果达到这个状态的话,房地产投资基本上也触底。所以,从需求上来看,中国经济也就触底或接近底部了。

从供给侧来看,主要是前几年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央在推动去产能,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判断的主要指标就是PPI,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在2016年9月已经由负转正,之后还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工业企业的盈利水平也已恢复了正增长。大部分行业盈利状况还是不错的,这也是在供给侧基本上触底的表现。

所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非常接近中速增长的均衡点,或者说已经开始触底了。当然触底以后也会有一些小的波动,在中速增长平台上的波动,这就是我们说过的大L型加小W型。我认为2017年需要进一步观察,看一看是不是确实触底了。如果是的话,中国经济就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或者增长阶段,即中速稳定增长期。从国际经验和我们所做的理论分析来看,这个增长期应该会持续十年以上。

《21世纪》:未来十年以上都能保持这样的增速?

刘世锦:十年以上保持这样一个中速增长的态势。如果我们供给侧改革能够到位,很有希望形成一个更多注重质量和效益、注重创新驱动、注重转型升级,经济能够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状态。这样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也会发生相当大的转变。

前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比较大,贬值预期明显。中国经济过去几年面临下行的态势,在寻找中速增长的均衡点,但是还没有找到。这样就容易产生中国经济下行的预期。现在如果说把L型拐弯那个点过了,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了,人民币的预期也会逐步调整。这样对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也会产生大的影响。

中速增长期应朝着“六可”努力

《21世纪》:从增速来看,那你预计是多少?

刘世锦:具体速度是多少还需要再看。因为影响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我更多地还是关注一个状态,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它算是稳住了,不会再继续下降了。目前对中国经济触底的事,我认为有几种看法是需要说清楚的。

第一种说法,就是一听说触底马上想到会反弹。触底反弹就是所谓的V型翻转或者U型翻转,他们期望,能不能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讲的触底,并不是过去在高速增长平台上出现一个周期性波动以后再反弹上去,不是这个情况。它是由10%高速增长的平台转向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触底的确切含义就是它稳住了,不再继续下降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种说法,有人对于到底能不能稳得住持怀疑态度。我们认为还是有这么一个均衡点,均衡点的含义就是在整个中速增长期供给和需求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如果这个均衡点找到的话,是能稳得住的。而且它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说十年以上。

第三种说法,对L型持一种不乐观的看法。有人说中国经济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处在L型的低迷状态,对L型持不乐观看法。其实L型下面这条边就是我们所讲的中速增长平台。触底成功以后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它是很正常的。我们讲经济发展新常态,中速稳定增长期是典型意义上的新常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希望通过深化改革,使它更有创新活力,能够带来转型升级。它是讲究质量和效益、没水分、风险可控且可持续的增长状态。

我提了一个六可的目标,就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六可目标”讲的就是这种状态,也就是中速稳定增长期应当努力达到的一个状态。

避免采取过度的需求刺激政策

《21世纪》:你刚提到“2017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触底进入中速稳定增长期的一个验证期”。当前经济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为了保持稳增长,你预计会不会采取过度宽松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比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方面。

刘世锦: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确,最近几年避免采取过度的需求刺激政策,而是强调供给侧改革,原因是什么?这几年中国发生的经济回落,并不是在原有的高速增长平台上的周期性波动,它是从高速增长的平台转向中速增长的平台。这实际上意味着增长潜力在发生变化。增长潜力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体制条件的系统性变化。从整个工业化历史过程来看,这个时候的增长潜力下降是符合规律的。增长潜力的变化靠短期的需求政策是拉不起来的。这也是我们特别强调的。企图用需求刺激政策保持住过去的增长水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需求刺激政策解决不了增长潜力的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开始进入中速增长期,这个弯到底是不是拐过来了,这些还是要观察和验证的。我们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段时间,有一些矛盾可能会更加复杂,比如金融风险问题。如果一些不确定因素形成外部冲击,经济也不排除短期之内出现过快下滑。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可能会采取一些刺激性的需求政策,但是必须非常谨慎,必须对形势有一个准确判断。

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力是一个重大议题。这段时间中国总体上来讲还处在追赶期。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是8000美元左右,美国是5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一般在4万美元以上,中国和发达国家有三四万美元的差距。这是我们在中速增长期要逐步赶上去的差距,我们要做的事情大部分还是发达国家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

《21世纪》:你刚才提到如果没有外部变动因素,不建议强刺激。发改委近期公布,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会达到65万亿。有学者将这个数据和2008年“4万亿计划”对比,你怎么看?

刘世锦:中国现在每年总的投资额已经很大了,2016年固定投资超过59亿。如果算总量的话,并非超过很多。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下一步增长还需要投资,但这些投资怎么能够做到真正是有效率的,不能造成新的过剩产能、不会增加新的金融风险。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要搞清楚投资与杠杆率是什么关系。如果继续通过加长杠杆维持投资增长速度,可能风险就得加大,这不仅是指将来,短期内也未必能把风险控制住。

中国应该说还有相当大的投资潜力,但是现在已经不能靠把已经相当长的杠杆进一步加长,不能用这个办法来扩大投资,而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放开准入和鼓励竞争的办法来促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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