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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9 2:16:28|来源:国际在线|编辑:尤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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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6月28日电 (记者 邢利宇)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8日在北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这次常委会议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议政建言,是全国政协今年的重点协商议政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应邀出席开幕会并作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深入议政、踊跃建言,提出意见建议。

  常委们一致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切中时弊的重大战略决策。针对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问题,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

  常委们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一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解决好市场自发性与生产消费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形成积极的市场导向,不能干预企业经营,同时也决不能放松政府的责任。政府要避免宏观决策、产业政策出现导向性失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要更加注重补短板。重点是把中国制造业水平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反对浮躁和急功近利。三是在改革上下功夫。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改善民生。四是重视企业家的作用。要关心、爱护企业家,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营造良好的企业家成长环境,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

  常委们表示,人民政协要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多提意见建议,为党委和政府改进工作当好参谋。政协委员中的企业家要脚踏实地推动企业进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落实。

  会议通过表决,增补李建华、杨小波、舒启明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舒启明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增补杨衍银为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任命李建华为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张秋俭为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杨小波为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因年龄原因,张秋俭、林智敏不再担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晓敏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会议追认全国政协第五十八次主席会议作出的关于撤销孔庆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前举行了学习讲座,华为公司高级顾问田涛应邀作了《华为的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的讲座。(完)

  原标题:党内问责制: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党内问责制是我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党严于律己、从严治党的一项创新举措。“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我党高举反腐大旗、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对党内问责制相关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

  党内问责制: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问责制源于西方人事管理制度,而中国共产党创新地将问责制引入党内管理,同党政权力相结合,建立了党内问责制,以此契合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需求,也进一步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执行能力。

  党内问责制具有全面性,契合了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的要求。目前党内问责制度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加以规范推行。从这两部规范文本中可以发现,党内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方式和问责事由上都具有全面性,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党内问责制同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要求的契合度。其一,从问责对象上看,两部规范文本规定了问责对象既可以是某一个体,也可以是某个组织,体现出了问责对象最大限度的全面性。其二,从问责方式上看,两部规范文本也分别针对个人问责和组织问责列举了不同的问责方式。其中针对个人问责提出了五种问责方式,分别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而针对组织责问则列举了检查、通报和改组等三种方式。这同样凸显了党内问责制中问责方式的全面性,同样契合了从严治党中“全面”的要求。其三,从问责事由上看,两部规范文本中也涵盖了从具体明确到抽象综合的问责事由描述,这样就既涵盖了可预料和可描述的具体问责事由,也拓展丰富了不可预料的外延问责事由,有助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内问责制具有严厉性,契合了全面从严治党中“严”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一个“严”字,体现了我党自我强化、自我革新的决心和信心,而党内问责制同样具有“严”的特征。事实上,在问责制被引入之前,我党实行自我管理的主要方式方法是监督和党内监督。而党内问责机制则是在我党持续强化监督和党内监督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的更为严格的自我管理机制。实际对比监督和问责制的区别就可以发现:监督即“监”和“督”的组合,监督更多地倾向于发现问题,并督促改进问题。尽管监督机制也涉及到对监督对象实施奖惩措施的规定,但体现的并不深刻,甚至也非必要因素。而问责制则不同,问责制是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还要“问”,即追问、探究、挖掘问题的成因,并且更要“责”,要找到直接责任人,并对其进行斥责、惩戒,问责制中对问责对象的奖惩是必要因素,即一旦实施问责程序,就必须有奖惩上的判断和跟进。因而,仅从监督和问责制的概念对比上就显而易见,问责制是比监督更加严厉的管理方式。事实也是如此,在监督和问责制效能实际发挥过程中,监督更趋向于民主性和自发性。而与此相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问责方式的规定中,则直接赋予了问责机制以责令停职、降职和免职的权利。

  党内问责制的工具性契合了全面从严治党中“治”的要求。事实上,问责制不仅在政府和政党组织管理层面被普遍推行,一些社会组织,如企事业单位中同样实行问责制。这是因为问责制并不具备专属性,反而具有普遍适用的工具性,问责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事绩效管理应用工具,其工具性体现在通过问责机制,可以促使机制覆盖范围下的组织或个体为免于被问责,而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不断强化岗位责任意识和提升履职能力,更好地履行职务,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并且在工作绩效上能够持续拓展和优化。我党提升治理效能,加强队伍建设,与时俱进地引入和实施了一系列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具和举措,也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价值的愈加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也成为当前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类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工具和抓手。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趋势,通过引入党内问责制强化治理能力,进而为“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路径。

  党内问责制: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

  个别党员干部责任意识缺失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组织队伍中,党员干部拥有重要权力,基于问责制中“权责一致”的根本原则,以及考虑权力天然的寻租特性,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扎紧制度笼子,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既要从严治党,更要从严治吏。要用制度和规范约束党员干部行为,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晰的责任意识,要认识到权力不是个人的工具,更不是交易的资本,而是意味着有多大权力就要承担多大责任,有多大权力就要抗住多大的压力和诱惑。但事实上,党内存在个别党员干部责任意识缺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从个人角度方面,个别党员干部作风涣散,思想存在惰性,消极懒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更有甚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为民办事,不为社会谋福利,不为党增光,反而大搞权钱交易、滋生腐败;从组织管理角度方面,个别党员干部在组织管理上同样责任意识薄弱,管理能力低下,不思进取,认为组织绩效是集体绩效,同个人无关。这就造成了党员干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人主义”风气盛行等问题,使得部门组织队伍割裂、涣散,无法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加无法通过团队协作来提升执政能力。这些问题都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着眼点。

  积极高效地实施党内问责制激发党组织活性,强化履职能力和执政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就应该全面落实党内问责制,进一步激发党组织活性,唤起党员干部责任意识和履职意识,进而强化履职效率,提升执政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就应该全面落实党内问责制,以确保党组织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大政方针政策得以有效执行和严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就应该全面落实党内问责制,以此来倒逼各个部门、各个岗位的党员干部能够时刻警钟长鸣,保持警醒,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同时,高效的党内问责制应基于以下要点加以构建。一是要求被问责党员干部要具备足够的岗位责任意识,对自身的岗位权限、职能要求有明确的认知,并且既要拥有同职责相适应的权力,也要具备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能力,进而才能要求干部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决策负责。二是党内问责制落实要坚决,不打折扣,严格依照相关制度规范实施问责,做到统一标准、有责必问,不因人而异,由此强化制度本身的严肃性。三是应配合必要的绩效激励制度和考核制度体系,既要对问责制匹配对应的惩罚措施,也要强化责任问责的正向激励效果。问责只是工具,提升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才是根本目标。四是问责制一定要追究到全部责任人,更要追究到主要责任人,要根据岗位权限和职位等级区分责任主次。

  总之,党内问责制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供了重要抓手,党内问责制也应成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辽宁科技大学)

  【注: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联2014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课题编号:2014lslktziyyjj-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李斌雄、张银霞:《基层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及其问责机制探讨》,《探索》,2016年第1期。

  ②阮博:《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问题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原标题:南京侦破诈骗多地知名艺术家书画作品案

图为警方查获的涉案书画作品。王朋 摄

面条店老板生意亏损,想到通过给知名书画家寄送虚假展览邀请函骗取书画原件,进而对外销售牟利,其中不乏大师级艺术家作品。

今天上午,《法制日报》记者从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获悉,历经1个月,南京警方侦破了这起涉及深圳、兰州、杭州等全国多地知名艺术家书画作品诈骗案。警方于4月6日在南京市浦口区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抓获,在其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暂住地查获了还未销售的书画作品30余幅。目前,嫌疑人黄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艺术家被邀参展发现被骗

2017年3月初,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接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工作人员报警,称自2016年上半年开始,有人冒用协会及相关领导的名义,以举办书画展为由,向全国多地多名知名艺术家寄送虚假邀请函,骗取多幅书画作品。接警后,南京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随后,专案组走访了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以及邀请函上记载的承办场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证实了邀请函上所称书画展系虚构。

“案中涉及一位甘肃兰州艺术家,他就是因为快要到展出时间还没有收到通知觉得不对劲,核查后发现被骗,这才案发。”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四大队教导员罗林峰说。

经初步调查,警方发现邀请函上所留的联系人“徐某”系假身份,在半年内,“徐某”先后与全国各地60余名书画家联系过。罗林峰说:“自2016年9月至今,有来自全国多地的艺术家给‘徐某’寄过快递。”

多方走访调查抓获造假人

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四大队民警索皓说:“接警后,我们先后组织警力前往兰州、深圳、惠州等地,逐一走访案件中受骗的艺术家10余人,进一步固定了言辞证据和书证。”

经深入侦查,“徐某”真名叫黄某某,江西人,暂居浙江杭州,曾跟老乡为多位艺术家制作过书画作品宣传册,其岳父在南京从事古玩、文房四宝等生意。此时,警方确定黄某某具有接触、了解书画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条件。

4月2日、4月5日,办案人员分赴黄某某在杭州的暂住地蹲守,均未发现其踪迹。后经侦查了解,因其岳母生病,黄某某及妻子已于4月5日晚返回南京。

得知这一情况后,警方立即赶回南京,并于4月6日19许,在其岳父家中将黄某某抓获。被抓获前,黄某某还在小区散步。

据黄某某交代,他原先是开面条店的,因生意亏损,后跟江西老乡一起制作书画宣传册。黄某某嫌利润太少,就另辟蹊径,伪造公章冒充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南京艺术学院等多家单位,虚构画展活动,制作虚假邀请函,通过电话的方式向全国多地知名艺术家进行“推销”,并用行业术语忽悠套近乎,一旦发现有人对画展感兴趣就立即邮寄邀请函,收到作品后通过多种方式低价销售。

多名艺术家作品低价被卖

“北到辽宁、南到广州、西到新疆、东到福建,都有艺术家被骗。”罗林峰介绍,“黄某某为了让书画作品赚到更多的利润,将骗来的书画作品销往这些艺术家所在地的书画交易市场,用他们在当地的知名度吸引购买者,获得更高的销售价格。”

“但他一般都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在销售,像甘肃兰州的这位艺术家被骗走的两幅作品,被黄某某以两万多元出手,可以说是‘白菜价’,市值远高于此,所幸作品已被追回。”索皓如是说。

专案组根据黄某某的交代,在其杭州暂住地查获还未销售的涉案书画作品30余幅。目前,警方正在追缴已经出售的赃物,现已成功追回涉案书画作品4幅。

索皓表示:“艺术家们在接到类似举办展览活动的邀请函时,一定要核实情况,不能盲目寄出自己的作品。在发现被骗后,要第一时间与警方联系,并保留收到的邀请函及快递单据等相关证据。”

法制网南京5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