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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重点改革“唯论文、唯资历、唯学历”论,让专业技术人才获得更科学的评价和肯定。改革后,论文、职称英语、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再作统一要求,取而代之的评价材料更倾向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并会对长期在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适当放宽学历和任职年限要求。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89名已经工作或已退休的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5.3%的受访者觉得本次改革非常好,关注到了技术人员面临的实际问题。25.7%的受访者曾亲历因论文、英语等“硬指标”不达标影响评定的情况,54.1%的受访者身边有亲友遇到过。工程技术人员(33.2%)、经济专业人员(14.6%)和高校教师(13.1%)被认为是本次职称制度改革受益最大的人群。54.2%受访者期待细化各行业可量化的实际工作成果评定方式。

  受访者中,71.4%的人需要评职称。

  45.3%受访者认为本次改革关注到了技术人员面临的实际问题

  廖钟扬是武汉某电力电子公司的机械制造技术员,大专毕业后便直接参加工作。他坦言,工作后时常会感受到学历背景带来的压力和阻碍。“如果是本科毕业,见习工作一年就可以参评助理工程师。但若是大专毕业,则至少要工作3年才有资格”。除此之外,廖钟扬觉得学历较高的同事在各种“考试类”考核中都更得心应手、有优势,“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我认为自己并没比他们差,甚至比很多人做得更好”。他坦言,看到身边比自己年轻的同事评上了助理工程师甚至工程师,“心里会感到不是滋味”。

  “这次改革对我的意义特别重大。”陈素霞是河北省保定市某初中语文教师,已经参加工作14年,早就想参评中学高级教师职称,但因为英语水平不达标,职称一直停留在中学一级教师。“我的英语基础本来就弱,工作之后鲜有用得着的时候,面对职称英语考试,从来都是特别头大”。

  调查中,25.7%的受访者自己有过因英语、论文等“硬标准”不达标而影响职称评定的情况,54.1%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亲友遇到过,15.2%的受访者则未遇到过。

  陈素霞坦言,身边曾出现过极个别职称英语“替考”现象,“其他所有条件都满足,就是英语这道坎儿过不去”。职称评定取消英语水平“硬标准”后,陈素霞表示下一阶段她会再次申请参评“中高”,“这回我对自己的信心提高了太多”。

  45.3%的受访者觉得本次职称制度改革非常好,关注到了技术人员面临的实际问题;43.6%的受访者则认为有待观察,放宽评定标准未必是件好事。

  职称评定取消论文、英语等考核要求,47.4%的受访者认为技术职称的“含金量”会降低,认为英语和论文应该作为技术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40.1%的受访者认为职称“含金量”不会降低,认为术业有专攻,无需强加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周孝正表示,在过去,各个行业的专业人才相对较为缺乏,且各类评审、评定中或多或少地存在寻租腐败等现象,因此,设定论文、英语等职称评定“硬标准”,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各行业从业人员积极学习、争先争优的优良氛围,另一方面也能减少职称评定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为参评职称的人员画好底线。而近年来,随着教育水平、科技水平等的整体提升,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结合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论文、英语等“硬标准”反而成了许多行业从业人员,尤其是一线技术人员职称评定的“拦路虎”。本次职称制度改革,使得职称评定更加贴近实际和人性化,也有利于激发各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

  50.7%受访者认为新职称制度能让技术人员专心做好本职工作

  河北省唐山市某中学数学教师王虹(化名)已经工作近20年,她认为,此次职称制度改革在职称评定的筛选条件上更人性化、更灵活、更实际了,“像教师、工程师等人群,平时受工作科目、内容所限,接触英语、撰写论文的时间和机会都不多,甚至可以说这方面的能力是随着工作资历的增长而逐渐退化的。这样一改革,职称评定应该能够更准确地测评出一个人本职工作的水准”。

  民调显示,工程技术人员(33.2%)、经济专业人员(14.6%)和高校教师(13.1%)被受访者认为是本次职称制度改革中受益最大的人群。其他受益的行业从业人员还有:卫生技术人员(7.7%),会计、审计、统计专业人员(6.8%),农业技术人员(6.5%),体育、艺术、文学创作专业人员(3.1%),新闻、播音、出版、文博专业人员(2.6%)和律师、公证专业人员(2.2%)等。

  北京某高校副教授朱敏(化名)长期被学校安排在教学一线,承担着多门低年级本科生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的课时多、学生多,备课和批改作业都要占用大量时间。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朱敏将自己承担的科研任务进度放缓。相比于同一学院的其他教师,朱敏过去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在职称评定中并无优势。

  “很多高校教师都面临这种矛盾,教学和科研往往很难做到‘两全’。”朱敏认为,教学是“良心活”,老师上课教学是否用心了,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衡量。“有些在教学一线多年的老师,投入大把的精力和时间,深受同学喜爱,但只能是讲师职称,因为论文‘没跟上’”。

  调查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新的职称制度能让各个工种的技术人员专心做好本职工作;42.7%的受访者认为会有更多人愿意前往一线工作岗位;37.9%的受访者认为有助于关键岗位都是能人居之,利企利己;28.1%的受访者认为能减少花钱买版面、代写论文等学术造假现象;17.4%的受访者认为普通技术人员的地位将有所提升,更受人尊重;13.1%的受访者认为会使行业从业人员的学术能力和英语水平下滑。

  54.2%受访者期待细化各行业可量化的实际工作成果评定方式

  对于本次改革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60.4%的受访者认为是一线技术人员的“实际成绩”难以量化评定。

  “参评指标变得多样化了,评审的过程肯定也会更复杂,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科学的评审方式,可能会使结果难以服众。”陈素霞觉得,虽然取消了英语等“硬标准”,但目前,自己对哪些工作成果可以作为“新标准”参评还不清楚,希望能进一步了解。

  廖钟扬则担忧自己的工作成果无法通过有形的方式得以展现。“在车间内工作,谁的技术更好往往是个口碑问题,该如何具体测评?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52.1%的受访者担心证明材料更加多样,导致造假现象出现;42.6%的受访者担心参评人数增多,实际依然要“论资排辈”;36.0%的受访者担心评审权限下放使得评定的专业性降低;26.5%的受访者觉得可能出现拉拢关系、寻租腐败等现象。

  周孝正认为,本次职称制度改革在激发从业人员积极性的同时,还需警惕因“标准放宽”而产生的不科学、不严谨甚至造假腐败等现象,应做到职称评定过程公开透明,结果有据可依。

  人们对于职称制度改革都有哪些期待和建议?调查中,54.2%的受访者希望细化各行业可量化的实际工作成果评定方式;41.0%的受访者希望职称评定由“一锤定音”改为分阶段、多层次评定;40.2%的受访者希望组建独立于工作环境之外的专业职称评定团队;39.5%的受访者希望将工友、同事意见作为考核参考之一;39.3%的受访者希望信息公开,接受监督,开通意见反馈渠道;23.7%的受访者希望由“绩效”考核转为“能力”考核,淡化“唯结果论”。

  受访者中,90后占16.5%,80后占54.6%,70后占21.3%,60后占5.9%,50后占1.1%。所处的行业分布为:教师(8.4%)、研究人员(8.3%)、实验人员(5.7%)、工程(23.3%)、经济(10.9%)、卫生(4.7%)、农业(2.8%)、会计(8.2%)、审计(1.4%)、统计(1.8%)、体育(0.6%)、新闻(0.6%)、翻译(0.5%)、播音(0.3%)、出版(0.5%)、图书资料及文博(1.0%)、艺术(1.1%)、工艺美术(0.5%)、律师(0.9%)、公证(0.7%)、群众文化系统(1.3%)、职工教育系统(1.8%)、党校系统(0.8%)、档案系列(1.1%)、文学创作系列(0.7%)。(实习生 崔艳宇 记者 杜园春)

新闻配图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全球债务总额已经上升至十分惊人的水平,达到152万亿美元。其他研究机构的预测值则更高,几乎接近200万亿美元。

如果把这152万亿美元的债务分摊到全球每个人身上,那么全球70亿人口中(包括男性、女性和所有未成年的孩子),每个人要承担2.1714万美元的债务。如果你来自一个四口之家,那么你的家庭需要分担8.6856万美元的全球债务。

即使在美国(全球最为富裕的地区),也很少有家庭能用一张支票解决这些债务。考虑到全球还有超过30亿人仍然生活在每日2美元或者更低的水平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全球有一半人口没有能力分担这152万亿美元的债务。

因此,这些人口应该完全被排除在计算之外,这也意味着能够承担债务的家庭,其承担的债务总额远远高于前面的计算结果。

当然,全球债务的偿还不可能分配到个人和家庭头上。之所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是为了向大家说明一个结果:所有债务永远都不可能被偿还。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泡沫之中。金融工程师们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办法,来保证债务增长速度超过全球GDP增速,因为债务一旦停止增长,整个金融体系就会彻底瓦解。

“债王”格罗斯敲响警钟

比尔·格罗斯是最受人尊重的金融奇才,他认为,高度杠杆化的金融体系,就像是一辆行驶在颠簸道路上的,满载着硝基甘油炸药的卡车。他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

未来一段时间内,所有一切看上去将风平浪静。但总有一天,在错误的时间将会发生错误的碰撞,所有一切将会因为爆炸而灰飞烟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次大爆发,但人们掩盖了自己的错误,并将全球债务水平提高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下是来自比尔·格罗斯的更多观点:

教训还在继续,但关键问题将会在2017年时显现。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目前全球创造了更多相对于GDP总值的巨额债务。

美国政府总额达65万亿美元的债务是其全年GDP总值的350%,而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从2007年开始,美国和欧洲地区各自增加了12万亿美元的债务。

资本主义社会采用的是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要依赖信贷扩张和央行超发货币来维持运行。而私人商业银行又将这些超发货币借给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企业和商业企业(如披萨店、手机制造商)。

但信贷的创造是有局限性的,而信贷成本(利率)也必须得到仔细监控,才能保证借贷人(次级债)可以按月偿还对应的金融服务成本。

如果利率过高,或者信贷在GDP总值中的占比过高,那么雷曼兄弟式的黑天鹅事件就有可能爆发。另一方面,如果利率过低,或者信贷在GDP总值中的占比过低,那么社会体系就有可能会崩溃,因为储蓄者、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无法获得足够高的回报来履行债务责任。

比尔·格罗斯

负债总要付出代价,但许多美国人似乎并不了解这一基本原则。从个人层面上看,人们可以申请大量的信用卡然后刷爆它们,从而活得像富豪一样,尽管这样的生活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从国家层面上看,近几年在希腊、塞浦路斯、津巴布韦、委内瑞拉以及一些欧洲国家都看到了这样的例子。

而在美国,奥巴马执政期间,国家负债增加了逾9万亿美元。但如果不消耗这9万亿美元的资金,那我们现在必定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为了化解短期的痛苦,我们选择出卖未来几代的美国人,让他们成为债务奴隶。某一天,如果后代们回溯历史,他们一定会谴责我们现在的行径。

最后期限?就在明天

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可能令经济状况在短期内比奥巴马时期好,但他将采取什么措施呢?他是不是又要借个9万亿美元?一场巨大的考验已经来临,就在明天。

不久前,奥巴马和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曾联合起来将债务上限延期至2017年3月15日,而本周将迎来这一最后期限。美国财政部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实行“紧急措施”,但如果债务上限不能提高,美国政府将无法借更多的钱,从而迅速耗尽资金。

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大卫·斯托克曼认为,财政部可能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后不久用光资金。仅持有660亿美元资金的美国政府,将在与奥巴马医改的“血战”结束前耗尽资金。这意味着特朗普税改刺激政策和未来的经济恢复将毫无希望。

特朗普还将发现,“通过选票上调债务上限”的做法极具挑战性。几乎没有民主党人愿意帮助特朗普,许多共和党人也坚决反对在没有任何减少开支承诺的前提下上调债务上限。

那将发生什么?

如果债务上限没有上调,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急剧下滑将发生。但如果债务上限被上调了,那么特朗普和国会的共和党们将愿意合谋毁灭这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前景。

如果你负债了,那么你必定要承担后果。

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债务泡沫破裂时,其后果将极其严重。现在美国能尽力做的一件事是尽可能地维持这个泡沫,不让它破裂,因为紧随泡沫破裂之后的事情将难以想象。

  中新社海口6月27日电 题:海南籍港商乐助家乡办学 贫困孩子接受优质教育

  中新社记者 洪坚鹏

  宽敞明亮的校舍,干净整洁的校园,建在海南不少市县的“思源学校”成为当地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乐园。

  从2008年起,海南文昌籍香港商人邢李㷧捐资创设的香港言爱基金会与海南省政府达成协议,共同投入资金建设“思源学校”。2009年9月,文昌、临高、五指山、东方等市县13所“思源学校”建成开学;2011年9月,儋州、万宁、澄迈4所“思源学校”建成开学;2012年,第三批8所“思源学校”建成开学。

  迄今,海南共建起25所“思源学校”,提供学位5万多个。

  位于海南中部的屯昌县“思源学校”90%以上的学生来自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该校校长程时贵介绍,这些学生包括特困户、低保户、扶贫户的子女和孤儿。“思源学校”面向全国招聘校长和学科带头人,让这些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毕业于宁夏大学的殷治忠,便是因此“南下”到海南定安县“思源学校”任教。他告诉记者,“思源学校”专门吸收周边贫困地区及农村孩子就读,为他们提供与城镇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这样的均衡化教育理念是十分先进的,让农村孩子获益颇多。”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2年,言爱基金会先后向海南捐资4.89亿元(人民币,下同),用于新建、改扩建25所“思源学校”,捐建海南大学思源学堂、海口旅游职业学校,资助“思源学校”校长和教师培训等。其中,捐建“思源学校”的资金达到4.2亿元。

  据了解,目前海南的25所“思源学校”已有19所通过省级办学水平评估,被授予“省级规范化学校”称号。海南省教育厅建立海口地区优质学校与“思源学校”结对子帮扶,“思源学校”再帮扶当地薄弱学校的机制。

  海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人称,“思源学校”的兴建,为教育扶贫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为快速提高海南基础教育水平找到了突破口,也为逐步减少海南生态保护核心区常住人口找到了新办法。

  其实,在家乡捐资助学的琼籍港商不只邢李㷧一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一批琼籍港商的帮助下,海南的乡村教育得到了较好发展,乡村孩子接受教育的条件越来越好。

  港商陈文民1988年捐资复办文昌市公坡镇英敏小学,除了购置教学设备、扩建校舍等,每年再拿出10万元作为学校办学经费。迄今,陈文民向该学校捐资达到1560万元。

  2004年秋,琼籍港商莫海涛回乡投入1.2亿元创办琼海嘉积中学海桂学校,如今学校发展成为省内一所规模大、师资队伍雄厚、各项教育教学指标名列前茅的民办中学。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旅港海南同乡会会长林青评价说,旅港海南乡亲爱国爱港爱乡,都希望能以一己之力促进家乡的发展,这些年有一批企业家为海南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慷慨解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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